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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中国式分权”与公共品提供：文献综述

经济学者在理论上用“中国式分权”这一概念对中国地方政府所面临的约束与鼓励结构进行了刻画，从而试图对中国转型过程中的经济增长“奇迹”和社会经济问题给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本章对相关的文献进行了回忆，并给予适当的评论，并作为后文进一步研究的根底。

本章的第一节分类综述了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文献和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文献。第二节对“中国式分权”的内涵和相应制度进行了比拟清晰地界定，同时梳理了“中国式分权”所造成的收益〔主要是经济增长〕和本钱的文献。第三节那么着重回忆了与本文最为相关的研究，即“中国式分权”与地方公共品提供扭曲的关系，并给予了详细的评述，以便指出本文研究与它们的区别。

2.1财政分权理论的演进

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

近几十年来，财政分权已经成为许多国家财政体制开展的趋势，全人口超过五百万的75个转型经济中，84%的开展中国家正致力于向地方政府下放局部权力〔Dillinger,1994〕。欧盟成立后，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运作拥有了一定舞台，但各个成员国之间的财政政策协调也为多级政府下财政问题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提出了更多的思考，这也吸引了许多有影响力的学者进入这一领域。在对财政分权的研究过程中，根据关注点的不同，大局部研究将财政分权理论分为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FirstGenerationFiscalFederalism，FGFF〕和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FirstGenerationFiscalFederalism，SGFF)。

现代财政分权理论兴起以Tiebout在1956年发表的《地方支出的纯理论》〔“APureTheoryofLocalExpenditure”,Tiebout,1956〕为标志，经由Stigler(1957)，Musgrave(1959)，Oates(1972)等学者的补充和扩展，主要针对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职能形成了比拟完善的理论体系。

Tiebout(1956)继承了自由市场理论的传统，将市场价格是揭示信息的低本钱机制这一思想扩展到政府结构的分析上来，他开展的非正式模型说明，如果假设人们可以自由迁徙，人们总是会“用脚投票”从公共品提供高本钱地区迁徙到低本钱地区，因此构成一个将居民偏好、政府税收和公共品供给相匹配的机制，地方政府总是会提供合意规模的公共品。在他的研究中，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品结构是给定的，但是并没有答复为什么需要地方财政这一问题。Stigler(1957)继承Hayek信息分散的思想，考虑到居民偏好是异质性的，且信息是广泛分散在社会成员之中，相对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更接近居民，因此更容易获取辖区内居民的偏好的信息，从而能提供更满足公众需求的公共品，这样，便需要建立分权的政府结构。Musgrave(1959)那么主要讨论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收入和支出责任问题，他指出，通过税权在各级政府之间分配时可行的，从而能够赋予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权力，这被他称为“财政联邦主义〔FiscalFederalism〕”而这种分权的核心原那么在于：地方政府主要负责外溢性比拟小的公共效劳提供，而分配与稳定政策那么应由中央一级政府负责，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代表本地选民，对于后者既没有兴趣也缺乏充足的财力来执行。Oates(1972)原创性地研究了分权的优势和劣势，他假定居民的偏好是异质的，同时公共品在地区之间存在外溢性，一方面，在分权提供公共品时，地方政府只考虑本辖区居民的利益，因此，外溢性的公共品提供就会缺乏。另一方面，中央政府集中提供公共品虽然能内化外部性，但是却只能提供同质的公共品，无法满足不同居民的需要。所以合意的分权就是差异化供给所带来的边际收益与伴随的外部性的边际本钱相等之处。

基于以上文献开展出来的理论被称为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便是：“在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标准框架中考察赋予不同阶层的政府特定职能和恰当财政工具以便能够执行这些职能”〔Oates，1999〕。

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尽管给出了一个分析多级政府的重要框架，可以作为一种思考范式。但对于现实〔特别是开展中国家〕的分析还是存在明显的弱点。首先，上述理论建立的假设条件过于苛刻，比方要素和居民能够完全流动，居民对所有地方政府的拥有充分的信息等等。十分不符合制度缺失比拟严重的开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其次，该理论更大的缺陷在于缺乏对政府行为确实切描述〔Bewley,1981〕，进而一般假设“仁慈政府”会自发地最大化辖区内居民的效用〔BrennanandBuchanan，1980；Buchanan，1995〕。事实上，这时对政府的研究非常类似于新古典的企业理论，将政府视为一个“黑箱”，忽略了“为什么政府官员会有积极性如此行动”这一关键问题。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