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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协同育人视角下大学韧性治理的区域逻辑

在全球创新格局加速重构的背景下，大学作为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的核心载体，正面临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需求剧变、区域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传统的大学育人模式已经难以应对这些挑战，而科教协同育人无疑成为经济发达国家增强科技和人才竞争力的重要战略选择。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一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在新时代中国语境下，科教协同育人的本质就是要将前沿科技知识转化为学校的育人动能，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素养的拔尖创新人才，从而进一步满足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创新人才的需求，而产业的形成和集聚与一个区域的资源禀赋、文化观念以及地方政策等具有天然的统一性。显然，“区域”是认识和分析大学韧性治理的核心变量，亦是提升大学治理韧性的底层逻辑。

区域：科教协同育人视角下大学韧性治理的新向度

从全球范围来看，当今世界一流大学无不在“区域”的向度下构建科教协同育人体系，因为大学韧性治理与区域发展的关系本质上是双向赋能、动态互构的过程，即大学通过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提升区域价值和抗风险能力，而区域产业需求和文化基因又塑造着大学治理模式。这一互动关系在世界一流大学办学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充分体现在大学韧性治理的适应力、抗逆力和转型力三个特征属性。

1.区域适应力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如美国加州山火及大规模停电、日本关西地区地震及文物保护、荷兰鹿特丹海平面上升与城市防洪等问题已经成为当地大学科教育人的重要关切内容，甚至一些地方的大学已经启动了与所在国家和地区的“适应性计划”。例如：美国加州大学系统建立了具有前瞻性的“气候适应型校园计划”，其中圣地亚哥分校的波浪能发电实验室既支撑科研，又作为沿海校区的应急电源，实现功能融合式韧性建设。又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森林火灾时，采取了多项措施增强韧性，包括建立应急响应团队、开展灾后恢复计划以及推动可持续发展研究。不难发现，以上两所大学都已经深度融入到所在地区的自然环境因素中，主动承担起研究气候变化和区域环境问题的社会责任，根据环境变化调整其战略。

2.区域抗逆力

与传统的危机管理不同，大学韧性治理强调在不确定环境中必须保持其内外部“动态平衡”的能力。从更大范围来看，“区域”一词内涵于全球与国别之间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使得大学在构建抗逆力韧性过程中需要应对独特的矛盾和风险。例如：2016年，作为高水平国际化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便提出了“全球一本土双轨战略”，以求应对可持续发展问题，并在此后的《年度报告》中不断倡导“全球影响力与本土扎根并重”的策略，强调平衡全球视野与本地需求。这一战略的根本就是在其本土文化生态建设基础上对接全球（主要是欧美国家）的科研合作网络，从而建立起“文化缓冲”机制，保证大学发展的国家使命和区域价值。

3.区域转型力

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单一的育人模式已经难以满足社会对人才的多样化需求，科技与教育协同育人成为大学职能及韧性治理的重要基础。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指出，韧性来源于系统要素的非线性互动，即必须打破运动轨迹和路径依赖。在区域层面，世界一流大学不断加强与地方科技企业合作。麻省理工学院通过与科技企业的紧密合作，形成了独特的“实验室一企业”科教模式，其研究成果能够迅速转化为实际应用，推动了科技与教育的协同发展。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的“生活实验室”模式堪称科教协同育人的典范，其将自动驾驶、量子计算等前沿科研项目转化为跨学科教学模块，学生团队可以直接参与到位于慕尼黑的宝马、西门子等企业总部进行技术攻关，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技术创新。从中可以看出，一流大学因地制宜发展“产一教一研”一体化模式有助于锻造大学组织韧性。

科教协同育人视角下大学韧性治理的空间维度挑战

大学韧性治理是一种治理的思维模式和实践方式。[1]随着全球和地区高等教育空间格局的变动，正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区域性挑战。为此，大学韧性治理亟须被赋予“空间感”，特别是在科教融汇背景下，大学韧性治理主要表现在区域资源韧性、行政制度韧性和地方人文韧性三个方面。基于此，只有正视高等教育空间的差异性，才能实现大学韧性治理从“标准化模型”向“情境化实践”的实质性跃迁。

1.资源禀赋差异与区域资源韧性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科技创新和高等教育发达程度与其所拥有的区位资源禀赋密切相关。例如：美国极具科技创造力的“超级明星城市”基本都嵌入在东西海岸的狭长地带，这些城市自然也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温床。相反，美国中部地区由于科技水平落后，正在遭受技术人才流失和风投资本分散带来的损失。[2]事实上，我国高等教育资源亦面临区域资源分布不均这一问题。为此，大学必须认识到大学韧性治理需要遵循“资源依赖理论”，要通过因地制宜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