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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国际立法

一、深海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问题的起源与背景

（一）深海生物资源的科学价值与开发潜力

深海遗传资源指存在于水深200米以下海域的生物及其遗传物质。据联合国海洋与海洋法司统计，全球已发现的深海生物超过20万种，其中90%尚未被科学描述。这些生物在极端环境中进化出的独特代谢机制，使其在医药（如抗癌药物研发）、工业酶制剂、生物材料等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例如，2019年从深海热液喷口微生物中提取的聚合酶推动了新冠核酸检测技术的突破。

（二）国际海底区域法律地位的争议性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第136条，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即公海和“区域”）的自然资源被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然而公约未明确深海遗传资源是否属于“矿物资源”范畴，导致其法律属性存在争议。发达国家主张适用公海自由原则，而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与深海矿物资源类似的惠益分享机制。

二、现有国际法律框架的适用性与局限性

（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制空白

UNCLOS第11部分主要针对多金属结核等矿物资源，未提及生物资源管理。国际海底管理局（ISA）职权范围仅限于矿物勘探开发，导致深海遗传资源管理长期处于法律真空。2011年国际海洋法法庭发表咨询意见，指出开发活动需考虑环境保护，但未解决惠益分享问题。

（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延伸适用争议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第4条将管辖范围限定为“国家管辖范围内”的生物资源。2022年通过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首次提出将国家管辖外区域纳入保护目标，但具体执行机制尚未建立。欧盟国家主张通过区域海洋管理组织（如OSPAR委员会）先行试点，而77国集团要求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

三、国际立法的核心争议与谈判焦点

（一）资源获取的主权与管辖权划分

发达国家主张“先到先得”的开放式获取制度，如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与制药企业建立的生物勘探伙伴关系。发展中国家则要求建立申报制度，巴西在BBNJ（国家管辖外区域生物多样性）谈判中提出：所有深海样本采集需向国际机构备案，并缴纳1.5%的后续商业收益作为全球基金。

（二）惠益分享机制的技术转让矛盾

非洲集团提议强制要求开发者向来源国转让关键技术，例如深海采样机器人制造、基因测序平台等。但日本、挪威等国以知识产权保护为由反对，2023年谈判中仅达成“鼓励自愿合作”的模糊条款。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深海生物相关专利的85%由10个发达国家持有。

四、区域实践与国家立法的先行探索

（一）南极条约体系的生物勘探规制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CAMLR）要求科研机构提交生物勘探的环境影响评估，并设立“南极生物遗传资源数据库”实现信息共享。2020年韩国极地研究所因未公开海绵提取物研究数据，被暂停两年采样许可。

（二）国家层面的立法试验

挪威2016年《海洋资源法》规定：在挪威大陆架采集的深海生物样本，开发者需支付0.2%-3%的商业化收益。截至2023年，该制度已累计收取4200万挪威克朗（约合400万美元），用于资助发展中国家海洋科研项目。

五、未来国际立法的路径选择与挑战

（一）多边利益分配机制的建设难点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模型测算，建立全球深海遗传资源信托基金需要至少2.5亿美元初始资金，但在出资比例上存在分歧。小岛屿国家联盟建议按各国GDP的0.01%强制缴款，而G7国家倾向自愿捐赠模式。

（二）监测与执行的技术障碍

深海勘探活动具有高度隐蔽性，现有卫星监测系统仅能识别大型船舶，无法追踪小型科研潜艇。2025年即将投入使用的“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第三代浮标网络，可将生物采样活动的实时监测覆盖率提升至68%。

结语

深海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国际立法，本质上是全球海洋治理体系重构的缩影。在科学价值、商业利益与公平诉求的复杂博弈中，未来制度设计需平衡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转让、资源开发与生态保育、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遗产等多重维度。区域实践表明，强制性信息披露与市场化惠益分享相结合的模式更具可行性，而数字技术赋能为监管落地提供了新的工具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