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引人误解的说法.docx

1.不法是客观的，责任是主观的

这个说法容易被理解成，任何主观的事实均与不法无关，任何客观的事实均与责任无关。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主观的因素对不法也具有影响，例如：如果缺乏盗窃的故意，就没有盗窃的不法。反之，客观的事实也与责任有关，例如行为人的年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事实，但能够影响责任能力。

这句话的正确理解是：法或者不法，是根据行为是否违反了法秩序的要求来判断的，而法秩序的要求是什么，这的确是客观的。即便行为人个人因其精神状况、年龄、缺乏违法性认识可能性而无法被谴责，也不影响其行为是否构成不法。相反，能够因其行为而去谴责该行为人（即其是否有责任）则应当考虑其自身的情况，不能单纯以“他人”可以不违反法秩序为由而谴责他，只有当行为人根据他个人的情况本来能够按照法秩序的要求行为时，他才是有责任的。

总之，这句话表达的是：应当区分不法和责任，在不法的判断上，标准是一般性的、统一的，普遍适用的；而责任的判断是个别的，是考虑行为人的个人情况的。而非是指：不法与客观因素绑定，责任与主观因素绑定。

2.阶层式犯罪论要求必须要按步骤展开审查

阶层式犯罪论的确强调步骤。但这种强调是分场合的，是以所要解决的问题为导向的。在两个场合，步骤和顺序特别重要，因此受到强调：第一，在法学教育中。正在接受法学训练的学生，为了培养其思维，检验其学习成果，通常要求其按步骤对案例进行分析。第二，面对复杂的法律适用问题时。为了防止重复思考、自相矛盾、找出解决问题的“线头”，通常会采用体系性思考，这是为了减轻思考的负担。

但是，如果一眼就能根据某个理由确定问题的结论，没有必要总是从“头”开始。例如：在一个15岁孩童涉嫌盗窃的案件中，如果我们的任务仅仅是回答这名孩童是否承担盗窃的刑事责任，那么直接以未满刑事责任年龄为由得出结论即可。只有当我们除了刑事责任的有无之外还必须处理其他问题，例如如果有人对该孩童进行反击，是否构成正当防卫？是否应由公安机关对其采取管教措施？这些问题可能以该孩童是否的确犯下盗窃的不法为前提，因此就有必要按审查其是否满足盗窃的构成要件，是否存在违法阻却事由等。

总之，是否按步骤进行完整的审查，是取决于我们的任务是什么，需要回答的问题有哪些。不是无脑地，总是“从头开始”。

3.犯罪的本罪是法益侵害

这句话可能造成的一个误解是，只有给法益造成实际侵害、或者至少造成危害的行为，才能成立犯罪，否则就应当否定犯罪的成立。但事实并非如此，一些时候，立法者可能不以对法益的侵害或危害为刑事处罚的前提条件，例如抽象危险犯，实质的预备犯等。立法者可能将刑事处罚“前置”到法益尚未受危险的时候。在涉及到国家安全法益、恐怖主义犯罪等问题上，这种做法并不少见。这种犯罪类型是否正当、是否应当对其加以限缩，当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人们通常不会一概否定其正当性。

“犯罪的本质是法益侵害”这句话，其实想表达的意思是：刑法的任务在于保护法益，因此只有那些“指向”法益侵害的行为，亦即，如果放任其发展就会造成法益侵害的行为，才应当被规定为犯罪。换言之，立法者将某个行为犯罪化，必须获得一种好处，即：有利于保护法益。如果一个行为与法益毫无干系，例如仅仅涉及到某种单纯的道德观念，则不允许将其规定为犯罪。并非是指：具体案件中必须存在一种能够得到认定的法益侵害或危害，才能得出有罪结论。

4.结果犯是要求结果的犯罪

造成误解的是这里的“结果”二字。如果不对结果进行限定，那么其实任何犯罪的成立都可以说是以某种结果为条件的。因为任何犯罪行为一定都造成了某种“状态”，如果把这种“状态”的发生理解为一种结果，那么所有犯罪就都是结果犯了。但这样一来，这个概念就没有意义了。

实际上，结果犯这个概念，具有一种“标记”功能，即：它标记出了一类犯罪类型，面对类犯罪类型中，存在一个与行为（在时间和空间上）相对独立的结果。例如，以下毒的手段杀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在时间和空间上是独立于下毒这一行为的。以开枪的方式杀人也是如此，扣动扳机这一动作与死亡的发生（可能在医院抢救室中）在时间空间上相分离。对于这类犯罪，由于结果和行为相对分离，就需要去讨论这个结果能否“算到行为人头上”，从而认为，是他可归责地造成了这个结果，他构成了一个完成的杀人。这就需要讨论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客观归责）。但也有一些案件，例如盗窃（拿走别人的东西），侮辱、强奸、侵入住宅、醉酒驾驶等，这些案件中，行为只要实施完毕，法秩序所反对的状态就发生了，无需判断因果关系和客观归责的问题。

此外，也是由于行为的实施完毕与结果的发生相分离，因此，在结果犯中，即便行为人着手实施其行为，并且实施完毕，只要在结果发生前，自愿且有效地防止结果发生，就可以成立中止，这就是所谓的“实行终了的中止”。而在非结果犯（即行为犯）的案件中，实行完毕就意味着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