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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法》第38条平台责任的司法适用分歧

一、《电子商务法》第38条的立法背景与核心内容

（一）立法背景与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1月1日正式实施，其第38条针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责任作出专门规定。该条款的制定源于实践中平台对入驻商家侵权行为监管不力导致的消费者权益受损问题。据统计，2016-2018年间，全国消协受理的网络消费投诉中，涉及平台责任的案件占比从32%上升至47%（中国消费者协会数据）。立法机关旨在通过明确平台责任，平衡消费者权益保护与平台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法律条文的核心要义

第38条分为两款：第一款规定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资质资格的审核义务；第二款规定平台在知道或应当知道经营者侵害消费者权益时未采取必要措施，需承担连带责任。其中第二款的“知道或应当知道”标准及“必要措施”的具体内涵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争议焦点。

二、司法适用中的主要分歧点

（一）“安全保障义务”的界定分歧

司法实践中对平台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存在不同理解。例如，在2021年“李某诉某电商平台假药案”中，上海浦东法院认为平台需对商品质量承担主动审查义务；而同年广东高院审理的同类案件则认为，平台仅需履行形式审查义务。这种分歧源于对《电子商务法》第38条与《民法典》第1197条衔接关系的不同解释。

（二）连带责任适用条件的认定差异

关于“知道或应当知道”的证明标准，不同法院存在明显差异。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2022年某化妆品致敏案件中，采用“红旗标准”判定平台责任；而杭州市互联网法院在类似案件中则要求消费者提供平台主观明知的直接证据。数据显示，2020-2022年涉及第38条的二审改判案件中，关于“应知”标准的争议占比达63%（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统计）。

（三）平台责任承担方式的争议

在责任承担形式上，存在“补充责任说”与“连带责任说”的分野。例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年指导意见明确支持补充责任，认为平台过错程度应与其责任相匹配；但最高人民法院2021年发布的第83号指导性案例则确立了连带责任的裁判规则。

三、司法分歧的成因分析

（一）法律规范本身的模糊性

第38条第二款中“必要措施”“相应责任”等表述具有开放性特征。学界研究显示，相关术语在立法过程中曾修改三次，最终选择保留弹性空间（参见《电子商务法立法过程实录》）。这种立法技术性留白导致司法解释空间过大。

（二）平台经营模式的复杂性

新型电商模式（如社交电商、直播带货）的涌现，使得传统责任认定框架面临挑战。以直播带货为例，2022年某头部主播虚假宣传案件中，法院需同时考量平台、MCN机构、主播三方责任，法律关系复杂程度远超立法预期。

（三）司法裁判理念的差异

在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法院之间，存在“消费者权益优先”与“促进平台经济发展”两种裁判倾向的冲突。中国政法大学2021年实证研究表明，东部地区法院判定平台担责的比例（58.7%）显著高于西部地区（42.3%）。

四、统一司法标准的路径探索

（一）司法解释的细化方向

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专项司法解释，明确以下标准：

1.建立“风险类型化”审查标准，区分商品服务类别设定不同注意义务

2.构建“动态化”必要措施判断体系，考虑技术可行性与成本效益比

3.完善“过错程度与责任范围”对应规则，引入比例责任制度

（二）典型案例指导机制的强化

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已发布两批涉电商典型案例，但针对第38条的专门指导案例仍显不足。建议建立“案例类型化检索数据库”，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类案推送，促进裁判标准统一。

（三）平台合规指引的完善

市场监管总局可联合行业协会制定《电子商务平台合规操作指南》，明确不同场景下的合规要求。例如，对农产品直播带货应建立区别于工业品的质量管控标准，实现分类管理。

结语

《电子商务法》第38条的司法适用分歧，本质上是新技术条件下法律关系复杂化的必然产物。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动态平衡机制：既要通过司法解释统一裁判尺度，又要保持法律对新业态的包容性。未来需构建“立法—司法—行政—行业”协同治理体系，在保护消费者权益与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之间实现最优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