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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朝前期外贸政策中的内外商待遇不公平问题

一、马克思认为清朝外贸政策具有闭关性和排外性

马克思在1853年所写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曾有下列

意见：

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

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

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1]

马克思还认为，清朝实行对外闭关自守政策，不仅有着地理上和

文化（人种）上的原因，同时还有着满清贵族统治全国的政治原因：

仇视外国人，把他们逐出国境，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

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洲鞑靼人征服了全国以后才形成一种政治制

度。欧洲各国从十七世纪末为了与中国通商而互相竞争，它们之间的

剧烈纠纷曾经有力地推动了满洲人实行这样的排外政策，这是毫无疑

义的。可是，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

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

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

国人有任何来往。[2]

在上述文字中，马克思对于清朝前期的对外贸易政策做了两个方

面的认定，一是清朝前期对外贸易政策具有闭关性，二是清朝前期对

外贸易政策具有排外性。而正是这种对外国人的排斥性决定了清朝前

期对外贸易政策的闭关自守性。

马克思的上述观点，自五十年代以来，基本上被我国学术界的多数人

所接受，并成为人们表述中国历史清朝对外关系内容的主流意见，即：

清朝在鸦片战争以前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而闭关政策造成了中国近

代的落后挨打。

[1]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二卷，第2页。

[2]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二卷，第6至7页。

二、我国学者对于马克思关于清朝闭关政策观点的补充或否定

我国学术界对于马克思的上述观点虽然接受，但自80年代以来围

绕着清朝前期对外贸易政策的闭关问题也有很多讨论。1979年，戴

逸以其敏锐的学术灵感，率先著文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闭关

政策的历史教训》一文。他认为，清朝统治者在与西方国家的早期接

触中，曾经采取了闭关政策。“清政府的闭关政策，一方面限制中国

人民出海贸易，或在外国侨居，禁止许多种货物出口；另一方面，对

来华的外国人也作了种种苛细而不必要的限制和防范。”[1]在这里，

戴逸对清朝外贸政策闭关性的认定，已从马克思那里单纯的对外商的

排斥性，发展到对中国本土商人出海贸易的限制性。

对于马克思的上述观点和戴逸的论文，胡思庸在当年则发表文章

表示不同意见：“人们把清政府对外国商人的严格限制当作闭关政策

的主要内容，这是一种误解。如果是这样，那就可以说清朝基本上没

有实行闭关政策，因为那些规定有些是合理的，即令有些过苛的规定，

也只是一些具文，基本上没有付诸实现；再退一步说，即令实现了一

小部分，那也只是闭关政策的一个侧面，而且并非主要的侧面。我们

应该把西方资产阶级所极力宣传的那种观念改过来。闭关政策的主要

内容，不是对外国商人的‘防范’条例，而应该是它对国内所实行的

一些商业的文化的政策”。具体包括：对国产货物出口的严格限制；

严格限制中国商人制造海船；长时期的“禁海”，海禁解除后又有一

段时期禁止华人赴南洋等地贸易，以及种种对出国华商及海外华侨的

刁难和迫害政策；绝大多数封建统治者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文化，

都采取不加分析的深闭固拒态度；对西方制造品，也不加分析地一概

视为“奇技淫巧”而予以排斥；禁止中国史书流出国外；由行商垄断

对外贸易。“上述那些工商业、文化上的政策，才是闭关政策的主要

内容”。[2]由此可见，胡思庸并不赞同马克思把清朝对于外商的排

斥而作为清朝实行闭关政策的依据，而认为主要依据应该考察清朝对

于国内工商业和文化上的政策。

不过，从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发表的相关论文来看，赞同清朝闭

关政策论者多倾向于戴逸的意见，即清朝闭关政策包括有对本国商人

和对外国商人的两方面内容。因此，在提出清朝实行闭关关政策的具

体证据方面，不少人都把清朝实行“海禁”政策和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限令广州一口通商作为主要证据。[3]

而在清朝实行闭关政策的原因方面，我国学者对于马克思的观点

也有不同看法。马克思认为“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主要

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

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