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泰北云南华人族群认同与中华文化传播.docx

试析泰北云南华人族群认同与中华文化传播

（1.中国传媒大学，北京100024；2.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昆明650500）

关于族群认同的概念，学界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阐述，并且没有统一定论。该文赞同学者周爱保和刘显翠对族群认同的理解，认为“族群认同是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的历史、文化、信念、价值观，以及群体成员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的主观接纳”[1]，以此对泰北云南华人的族群认同进行考察。

与集中在泰国中部和南部的来自中国南部广东、福建等地的华人不同，有研究认为，“云南人可能自13世纪起就在东南亚北部各国的一些集镇零星定居下来了。早在13—18世纪完成的泰国文献《兰那法律汇编》（KotmaiLanna）中，就出现了专门指称前往泰国北部的云南人Ho/Haw/Hor一词。明末、清代及民国时期，一部分云南马帮商人在东南亚等国逐渐定居，形成了早期云南人迁居泰国的格局[2]。19世纪50年代，云南境内的回族在发动反清起义后，受到清政府的镇压失败，部分起义人员逃亡至缅甸和泰国北部并定居下来[3]。解放战争后期，原国民党第八集团军93师退守云南，残余部队逃至中缅边境[4]。之后，留缅残部及家属迁徙到泰国北部。泰国政府采取怀柔政策，向他们发放难民证，并将泰北山区划为其居住地。1970—1975年，该残军及部分家属被泰国政府征召攻打反政府游击队，最终获得了泰国政府的认可，成为泰国公民。1961年后，也有从中国和缅甸迁到泰国的云南人，在泰国相对宽容的政策下安居于此。

此次调研访谈对象共27人，80岁以上的3人，均为云南籍原国民党残部官兵；50～70岁8人，其中2人为早期到泰国经商的云南回族，2人为解放战争时期越境的云南人，4人为云南籍原国民党残部家属（同辈）；30～49岁8人，其中4人为云南籍原国民党残部后代（第二代），3人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移居泰国的缅甸籍云南人，1人为云南回族后代；18～29岁4人，3人为云南籍原国民党残部后代（第二和第三代），1人为2000年后移居泰国的缅甸籍云南人；6～18岁4人，均为云南华人的后代。

从受访者的情况看，基本反映了泰国云南华人的来源和特点，包括早期到泰国经商并定居的云南籍回族及其后代，云南籍原国民党残部官兵及其后代，以及来自云南的缅甸籍移民。

50～90岁受访者，共11人，其中3位受过高等教育，有大学学历，3位具有初中学历，其余5人只有小学文化；30～49岁受访者中2位受过高等教育，3人具有初中学历，其余3人均具有高中学历；18～29岁受访者中1位具有初中学历，1位具有高中学历，其余2位均受过高等教育；18岁以下的受访者，2位为小学生，2位为初中生。从中可以看出，云南华人的教育水平与年龄成反比，年纪大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年龄小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这与历史时期社会的发展分不开。

早期的云南华人以经济贸易为生，由于迁居泰国时间较长，目前，其后代已经较好地融入泰国社会，主要从事经贸，也有直接进入当地主流社会，其中一位受访者为清迈高等学府的教师。第二批移民浪潮后，云南华人主要以务农、建设家园为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到第二代、第三代云南华人，有部分已经走出泰北山区，到市区工作。据介绍，由于具有汉语普通话的语言优势，大量泰北云南华人都在泰国从事旅游业的工作，泰国华文媒体机构中也有部分云南华人从事相关工作；也有留在村寨的，有4位受访者都在当地经营旅店客栈、旅游商品经营的工作。也有4位受访者成为华文学校的教师，为华文教育贡献力量，但是他们的教育程度都不算高，3位初中学历，1位高中学历。

除了1位不会说云南方言外，其余受访者均能使用云南方言及汉语普通话。26位受访者均能混合使用云南方言和泰语。除了年纪较大的1位老人外，其他人也均能使用泰语进行交流。这与当地华人注重家庭华语教育与华校教育分不开。不同的代际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30～90岁的受访者生活中云南方言和泰语混用，尽管语音、词汇、语法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泰语的影响，呈现出一定变化，但是云南方言使用较为流利，同时也能够使用汉语普通话进行交流。18～30岁的受访者生活使用语以泰语为主，能使用云南方言和汉语普通话，但是使用频率及水平不高；18岁以下受访者，第一使用语为泰语，会使用云南方言和普通话，在华校上课时使用频率最高。但是在清迈府和清莱府，不同地区和村寨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在大谷地村，18岁以下的青年互相交流的第一用语为汉语普通话，但是在万养村和美斯乐村，使用的则是泰语。

在家庭结构上，同族通婚或与泰国当地少数民族通婚的现象较为常见，以核心家庭(父母与未成年子女)模式为主。云南华人大多保持了故土的文化习俗。走进华人村，会看到同时使用泰文和中文的各类指示牌。饮食习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