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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文字数字信息化：技术、挑战与展望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西夏，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而神秘的王朝，在公元1038年至1227年期间，于中国西北建立起政权，其疆域涵盖今宁夏、甘肃、陕西北部以及内蒙古西部等广大地区，与宋、辽、金等政权形成鼎立之势。在其存续的近两个世纪里，西夏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文化，而西夏文字正是这一文化的核心与精髓所在。

西夏文字是西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党项族智慧的结晶。李元昊在建国前夕，命大臣野利仁荣等仿照汉字的笔画和构成原理，创造了记录党项族语言的民族文字——西夏文。这种文字字形结构严谨，笔画复杂，呈现出方块字的形态，虽借鉴了汉字的部分特点，但在发音体系、表意模式以及字形结构上都与汉字有着显著差异。西夏文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西夏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佛教的传播、文学的繁荣以及印刷术的进步，在西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西夏与各国和地方政权的往来公文，都使用西夏文；西夏学者用西夏文写作的文学、语言、法律、医学、佛经等方面的著作，亦广为流传。蒙元灭西夏后，仍刊印西夏文书籍，至明代中叶，西夏文仍在使用，明代后期，作为民族文字的西夏文，在使用了约半个世纪后，才逐渐销声匿迹。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变迁，西夏王朝灭亡后，西夏文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其使用范围越来越窄，直至被人们遗忘。近代以来，随着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大量西夏文献和文物重见天日，西夏文字才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些珍贵的文献和文物，为研究西夏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使得学者们能够重新探索西夏文明的奥秘。例如，1908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在黑水城遗址获得8000多号文献、近千件艺术品，其中包含大量西夏文文献，这些文献现存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为西夏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资料。又如，1982年以来在甘肃古城乡上河村塔儿湾发现的西夏瓷器，部分瓷器（包括残片）上写有汉、西夏文纪年、姓氏名字，为研究西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交流提供了实物证据。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将西夏文字进行数字化处理，不仅可以实现对这一珍贵文化遗产的永久保存，避免因时间流逝、自然侵蚀或人为因素导致的文献损毁和信息丢失，还能够为西夏学研究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手段，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同时，数字化后的西夏文字资料可以通过互联网等现代传播渠道，更广泛地传播给公众，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西夏文字数字化对于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学科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语言学领域，西夏文作为一种独特的古代语言文字，其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的研究对于揭示语言的演变规律、探索语言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数字化后的西夏文语料库和相关研究工具，可以帮助语言学家更方便地进行语音分析、语法研究和词汇对比，从而深化对西夏语言的认识。在历史学领域，西夏文文献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数字化整理和研究，可以为西夏历史的研究提供更加全面、准确的资料，填补历史研究的空白，纠正以往研究中的错误和不足。在考古学领域，西夏文字常常出现在考古发掘的文物上，数字化技术可以帮助考古学家更准确地识别和解读这些文字，为文物的断代、研究和保护提供依据。

此外，西夏文字数字化研究的成果还可以为其他濒危语言文字的数字化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在全球范围内，许多古老的语言文字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通过对西夏文字数字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的研究，可以为这些濒危语言文字的保护和传承提供有益的经验，推动全球语言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随着信息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领域的广泛应用，西夏文字数字化研究逐渐成为西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国内外在西夏文字数字化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在国外，西夏文字数字化研究起步较早。20世纪70年代，格林斯蒂德（EricGrinstead）在《西夏文字的分析》一书中，使用俄国西夏学家苏敏整理的收字最全的字表（共收录5819个西夏单字）进行编码，其编码类似于“电报码”，一字一码，但这只是一种检索代码，并非电脑字符的录入代码。20世纪80年代末，荷兰莱顿大学的藏缅语言学家范德利姆（GeorgevanDriem）与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的西夏语言学家克平（Ксения.БолисовнаКепинг）共同开展西夏文数字化研究，但因技术问题，仅能实现“左右结构”文字录入，遇到“上中下结构”的字时便无法处理，最终进入电脑的西夏字只占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