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诚斋体的成就与弊端.docxVIP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与陆游、范成大、尤袤并称“中兴四大诗人”。然而项安世却盛誉杨万里“雄吞诗界前无古，新创文机独有今”(《题刘都干所藏杨密监诗卷》)；陆游也认为“诚斋老子主诗盟，片言许可天下服”(《赠谢正之秀才》)，又指出“文章有定价，议论有至公。我不如诚斋，此评天下同”(《谢王子林判院惠诗编》)；严羽《沧浪诗话》于南宋则仅许杨万里诗为“杨诚斋体”。杨万里在诗坛获此隆誉的原因，除了“新创文机”，还在于“诚斋体”典型地展现具有时代特征的“为己之学”。本文将以朋党之争为背景，从“诚斋体”的主体特征、生命意识、审美意境三个方面，就此展开论述。

严羽释“杨诚斋体”云：“其初学半山、后山，最后亦学绝句于唐人。已而尽弃诸家之体，而别出机杼。”郭绍虞先生说：“杨氏《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云：‘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即别出机杼之证。”①“别出机杼”，是指艺术上的创新。不过，杨万里从学习前人到“别出机杼”，不仅是个艺术风格的演变过程，同时又演绎了创作主体在应对不断恶化的政治环境中形成的内涵特征。

现存杨万里诗始作于三十六岁时，此前的千余首诗被他付诸一炬，所存四千二百多首诗的年代跨度为四十四年，先后见诸诗人自编的《江湖集》、《荆溪集》、《西归集》、《海南集》、《朝天集》、《江西道院集》、《朝天续集》、《江东集》、《退休集》。方回说：“杨诚斋诗一官一集，每集必一变。”②该说本自杨万里分别为这九部诗集所作的序言。实际上，“杨万里诗风的转变是一种缓慢进行的渐变，而不像他本人所夸张的‘忽若有悟’式的突变”，其中“戊戌三朝”即淳熙五年的那次转变最为重要，“这是‘诚斋体’形成的关键”；此后，诗人“以自然为诗歌题材的渊薮，以自然为诗歌灵感的源泉，这是‘诚斋体’的主要特征”③。

杨万里介绍他在“戊戌三朝”后，“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的情形说：“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盖麾之不去，前者未雠，而后者已迫，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盖诗人之病去体，将有日矣。方是时，不惟未觉作诗之难，也未觉作州之难也。”④不久又宣称：“笔下何知有前辈！”⑤暂且不论自此以后，杨万里是否彻底摒弃了“前辈”，但在“万象毕来”的自然面前，以自然为题材渊薮与灵感源泉，成了“诚斋体”创作的主要特征，却是毋庸置疑的。

杨万里钟情自然，固然出于汲取“诗材”的需要，为“诚斋体”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生生不息的源泉，但在相当程度上出于抚慰和安顿颤动不安的心灵之需；其颤动不安的心灵，则来自日趋激烈的朋党之争。其《感兴》说：

去国还家一岁阴，凤山锦水更登临。别来蛮触几百战，险尽山川多少心。何似闲人无藉在，不妨冷眼看升沉。荷花正闹莲蓬嫩，月下松醪且满斟。

诗载《江西道院集》。该集收录淳熙十五年七月至十六年十月知江西筠州期间所作。据“去国还家一岁阴”句，此诗作于淳熙十六年。前此一年，朝议“高庙配享。洪容斋(迈)在翰苑，以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四人为请。盖文武各用两人，出于孝宗圣意也”；杨万里却认为配享高庙，非张浚莫属，并“以书争之，以欺、专、私三罪，斥容斋”，但被斥为“浮薄”⑥。这就是“去国还家”的原因所在。杨万里《诚斋江西道院集序》说：“某昔岁四月上章丐补外任，寿皇圣帝有旨畀郡，寻赐江西道院。盖山水之窟宅，诗人之渊林也。”⑦便道出了不幸“去国”之悲，有幸入“万象毕来”的自然山水之喜。诗中“蛮触”，出自《庄子?则阳》，说的是蜗牛角上有两国，一为“触氏”，一为“蛮氏”，仅因寸地之争而常常伏尸数万，旷日征战。“别来蛮触几百战，险尽山川多少心”，表达了由锱铢必争的险恶政局引起的畏祸心理。“何似”四句，则昭示了身处“山水之窟宅，诗人之渊林”，避祸遣情，安顿心灵后所达到的“涣然”境界。

在高庙配享之争中，因为杨万里与洪迈均被斥“去国”，所以有人说“无党”，朱熹却认为洪迈是“小人党”的代言人，并指出：“猥曰‘无党’，是大乱之道！”⑧朱熹将这场配享之争归为党争，并非无稽之谈。张浚是杨万里在学术上的引路人，也是朱熹等道学人士在政治上的领袖。张浚“隆兴北伐”的基本力量是道学人士或道学同调，道学也因此告别了长年的禁锢，迎来了新生的曙光。北伐失败后，由于张栻、吕祖谦“相与上下其论，而皆立于朝”，道学有了“渐开”趋盛的机遇⑨。然而，在道学趋盛的过程中，朝臣“因恶道学，乃生朋党”⑩。乾道三年，在道学“公议”的抨击下，龙大渊、曾觌“皆以副帅去国”，其党羽洪迈、谢廓然等却“布护星罗，未有一人动”(11)。龙、曾为孝宗近幸之臣。孝宗执政期间，深染宠信近幸之习，而朝臣往往借此打击道学人士，形成了“道学党”与“反道学党”，双方冲突不断，至淳熙间，日趋激烈。淳熙三年，在朝的道学人士龚茂良、林光朝汲汲荐引朱熹入朝，却遭孝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