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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合肥市“大拆违”看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基于城市发展与民生视角的分析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市建设与管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违法建设作为城市发展中的“顽疾”，在许多城市中肆意滋生，严重扰乱了城市的规划秩序，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巨大威胁。合肥，作为安徽省的省会城市，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但违法建设问题也日益凸显。这些违法建设不仅侵占了公共空间，破坏了城市的整体形象和环境风貌，还带来了诸多安全隐患，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城市的公共安全。

在此背景下，2020年11月，合肥市委、市政府果断决策，全面启动“大拆违”专项行动，旨在坚决遏制新增违法建设，有效治理存量违法建设，净化城市发展空间，提升城市品质。此次“大拆违”行动规模之大、力度之强、决心之坚，在合肥城市发展史上实属罕见。它不仅是对违法建设的一次集中整治，更是对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

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违法建设的存在使得城市规划无法有效实施，土地资源被浪费，城市功能布局混乱。通过“大拆违”，能够清理出被违法建设占用的土地，为城市的合理规划和有序发展腾出空间，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提升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例如，在天鹅湖商务区，神剑科技厂85000平方米私搭乱建的拆除，为该区域的进一步发展拓展了空间，有助于打造更加现代化、高端化的商务中心。

在民生改善方面，违法建设往往伴随着脏乱差的环境、安全隐患以及公共资源的不公平分配。拆除违法建设后，合肥利用腾退的土地和空间，新建了大量的公园绿地、市民休闲健身场所和临时停车场。如莲花社区的“九福游园”，其前身是污染严重的石灰厂，拆除后进行绿化提升和改造，为周边居民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新庄路通和三期项目周边违建拆除后新建的停车场，有效解决了居民停车难的问题。这些举措极大地改善了居民的生活环境，提高了居民的生活品质，使广大市民在“大拆违”中切实受益，增强了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合肥“大拆违”行动为研究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等环节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案例。通过对这一案例的深入分析，可以深入了解公共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以及如何通过有效的政策工具和策略来推动政策目标的实现。同时，也有助于总结经验教训，为其他城市制定和实施类似的公共政策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丰富和完善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体系。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城市违建治理和公共政策执行是城市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对于城市违建治理，国外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深入探讨。一些学者从城市规划与土地利用的角度出发，强调违建对城市空间结构和土地资源合理配置的负面影响。例如，通过对美国城市发展历程的研究发现，违建破坏了城市原有的规划布局，导致土地利用效率低下，阻碍了城市的有序扩张。在欧洲一些国家，学者们关注违建与历史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违建的存在威胁到城市的历史风貌和文化遗产的完整性。

在公共政策执行方面，国外的研究成果丰富且具有系统性。20世纪70年代起，公共政策执行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史密斯（Smith）提出了政策执行过程模型，认为理想化的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环境因素是影响政策执行的关键要素。该模型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霍恩（Horn）和米特（Meter）的系统模型则强调政策执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涉及政策目标、执行资源、组织间沟通与协调、执行人员的价值取向等多方面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影响政策执行的效果。

国内对于城市违建治理和公共政策执行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成果。在城市违建治理方面，学者们主要从法律、城市管理和多中心治理等角度展开研究。从法律角度，有学者指出我国在违法建设防控和查处方面存在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的问题，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对违法建设的定义不够明确，导致在执法过程中存在标准不统一的情况。在城市管理方面，有学者提出应完善联合制裁和协调治理的制度基础，加强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建立信用信息交流平台，以实现对违法建设的规范治理。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应增加基层组织的参与，以社区为基本单位，动员各部门力量，及时有效地了解违法建设情况，为拆除工作奠定基础。从多中心治理角度，公私部门应共同努力治理违法建设，公法起主导控制作用，同时也应关注违法建设物及其附属物的评估和权利转让等私法问题。

在公共政策执行研究领域，国内学者结合我国国情，对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影响因素和对策进行了深入分析。有学者认为，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政策目标不明确、执行主体利益冲突、执行手段单一等问题。在影响因素方面，除了政策本身、执行机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