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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有鼎对古代名辩学的开拓性研究：思想、方法与贡献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目的

中国古代名辩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古人对于思维规律、语言表达和论辩技巧的深刻思考。从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开始，名辩学就逐渐兴起，众多思想家围绕名实关系、谈说辩论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形成了丰富的名辩思想。例如，墨家的《墨经》对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名家的惠施、公孙龙提出了许多著名的名辩命题，如“白马非马”“坚白论”等，引发了广泛的思考和辩论；荀子在《正名》篇中也深入探讨了名辩的相关理论，分析了辩说产生的原因和背景，揭示了名、辞、说、辩诸思维形态的本质、作用及它们之间的联系。这些思想和理论构成了中国古代名辩学的核心内容，对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秦汉以降，除了西晋鲁胜等少数人外，通常对于这些先秦名辩思想缺乏兴趣，名辩学的发展逐渐陷入沉寂，相关的研究也日益稀少。直至晚清民初，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随着西方逻辑学的传入，中国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本土的名辩学资源。他们试图借助西方学术救亡图存，而逻辑学作为西方学术的根基受到格外重视。为了发掘中国古代逻辑，说明中国古代早就有与西方逻辑类似的学问，《墨子》（特别是广义《墨经》）、《公孙龙子》和《荀子?正名》等先秦诸子文献被当作中国古代逻辑的代表而发掘出来。此后，名辩学被视作中国哲学方法论的代表和中国逻辑史的主要内容，乃至成为中国古代逻辑的代称。近现代先秦名辩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名辩学进行了研究和解读，推动了名辩学研究的发展。

沈有鼎先生作为中国现当代著名的逻辑学家、哲学家、教育家，中国逻辑学界的开拓者、先行者与天才人物，在先秦名辩思想研究中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他学贯古今，融会中西，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独特的研究视角，为中国古代名辩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在诂解《墨经》中有关逻辑学的文字的基础之上，以现代逻辑为工具去研究《墨经》的逻辑学，挖掘出《墨经》中许多鲜为人知的逻辑思想。他对“言尽悖”“非诽”等命题的阐释，揭示了中国古代人对自相矛盾命题的独特悟性；对“兼爱相若，……其类在死蛇”的疏解，揭示出古人对关系命题的本质的深刻理解。更重要的是，沈先生揭示了《墨经》的逻辑学体系。《墨经的逻辑学》一书在阐述《墨经》的认识论之后，依据《小取》的规定，依次阐述了辩的目标和功用、名、辞、说和辩的原则及个别方式、《墨经》与各学派的关系等，把《墨经》的逻辑体系大体揭举了出来。他紧紧抓住逻辑是研究推理的这个本质问题，阐述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归纳、演绎、类比推理的认识历史，指出类推（或推类）是中华民族最为常用的一种推理形式，也是中国古代逻辑不同于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的最根本的特征。

沈有鼎对古代名辩学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学术价值来看，他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深入理解中国古代逻辑思想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丰富了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内容。他挖掘出的许多鲜为人知的逻辑思想，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使我们对中国古代名辩学的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入。他对《墨经》逻辑体系的揭示，为构建中国古代逻辑的理论框架奠定了基础，有助于推动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从文化传承角度而言，沈有鼎的研究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代名辩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通过对其深入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他的研究成果也为世界逻辑史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展示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独特魅力，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

本文旨在全面、系统地探讨沈有鼎对古代名辩学的研究。通过深入分析他的研究成果、方法和贡献，揭示其在古代名辩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同时，通过对沈有鼎研究的梳理和总结，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古代名辩学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促进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1.2沈有鼎学术生涯及研究概述

沈有鼎先生于1909年出生，字公武。他的学术生涯丰富而卓越，在多个学术领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1929年，沈有鼎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师从金岳霖，同年考取公费留美，在学术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1929-1931年期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在谢弗和怀德海的指导下从事研究，并于1931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学位。这段留学经历使他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为他日后在数理逻辑领域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随后，1931-1934年，他留学德国，先后在海德堡和弗赖堡大学，在杰浦斯和海德格尔的指导下继续探索学术的奥秘。

1934年，沈有鼎学成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次年便担任教授，并担负起指导研究生的重要工作，开始在国内的学术舞台上崭露头角。在抗日战争期间，1937-1945年，他担任西南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