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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之外的改造

在处理\十七年”时期的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时，仅仅关注“运动\的一面是不够充分的。一则，即便明面上运动暂告段落，其影响却不会完全消失，而是会以相对隐性的方式继续发挥作用。另则，除了少数对象外，更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具备统战性质的高级知识分子）虽难以规避运动的冲击，但后者占据的生命时长毕竟还是有限的，在此之外，日常的生活仍在绵延，而这种日常又多与大众的柴米油盐间存在一定的距离。于是，往往可以观察到如下对比：在个人层面，高级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谨小慎微的同时，在私人领域反倒呈现出一种相对安适的状态；而在社会层面，他们享受的礼遇又是一般人不可及甚至不可望的。此种状况应作何理解？这恐怕是讨论“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制度和知识分子政策时一个重要的话题。

巴金便是上述高级知识分子的典型。经历了1958—1959年“巴金作品讨论”的批判，作家内心的压抑无须赘言。但吊诡的是，1960年代初的几年又是巴金一生中私人生活难得的幸福时段，公私两面仿佛分裂成了两个截然相反而又同等“真实”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可否独立看待？抑或说，表面的分裂乃是精心运作的结果？倘若后者更加贴近实际，那么，运作具体是怎样展开的？知识分子又如何理解这些运作？围绕知识分子的相关运作，拥有哪些相对特殊的性质？本文拟以巴金1960年10月至1961年2月驻留成都期间写给妻子萧珊的家书为核心文本，就以上问题提出一些思考。

一、沉重的返乡

进人正题前，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巴金1960年前往成都的理由。对此，过去研究者多认为这是出自写作方面的考量：在上海，巴金的各类任务干扰太多，很难静心构思作品。而老家成都恰能提供一个温暖的工作环境，让他最大限度地避开俗务，专心经营文学世界。这固然是合乎情理的推断，却多少流于简单。因为，即使回到了家乡，巴金心头的负荷仍未卸去。

1960年10月26日，巴金的继母在上海病逝。在翌日萧珊写给巴金的信中，一股异常的沉郁扑面可感：“我实在不愿意扰乱你，陈同生同志也说：还是不告诉你为上策…这些日子我的肩膀上承担的重量不轻，我很矛盾，党和人民对你的期望很高，希望你通过这次能写出长篇来，我何忍来扰乱你！我跟罗荪商量过，罗荪支持我的意见。”①（371—373页）

丈夫在外时逢此大故，主妇持家的辛苦可想而知。不过，萧珊宁可独自承担这份不轻的重量，也不愿扰乱巴金的情绪，这让人感慨二人夫妻情深之余，亦不免觉得有些反应过激，究竟是何等重要的“期望”，让萧珊做出这样的决定？而在巴金一面，除了继母离世的悲痛外，似乎还另有怀抱。在几天后的回信中，他说：“这两天我心里还不好过。不过你放心，我会当心身体的。这里的朋友们对我很好，上海的朋友们对我也很好。我还有什么放不下心来的？我着急还是自己能不能做出一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375页）

巴金最终未回沪奔丧，而是留在了成都继续写作。11月14日萧珊的来信同样耐人寻味：“九日上午作协开一个动员大会，要会员大搞创作，本着百花齐放的精神来繁荣创作。还把阁下没有回沪奔丧提得很高。”395页）从萧珊连续提到陈同生、孔罗荪和上海作协，以及随后巴金又数度言及“任务”410页、421页）等迹象判断，回乡写作一事至少不单是由作家的主观意图所决定的，它同时也是上海作协安排的结果。换言之，巴金是带着组织明确的任务来到成都的。那么，这个任务究竟是什么？它为何会给巴金夫妇带来如此沉重的压力呢？

巴金在成都共写有四则短篇小说，以及一个最终作废的中篇《三同志》②，题材均关于抗美援朝。其中，真正的任务对象很清楚，那就是《三同志》实际上，巴金在成都的居留时长，完全是根据该作的写作进度调节的。不过，《三同志》的写作计划其实远早于巴金的成都之行。1959年1月28日，巴金在给汉学家彼得罗夫的信上称：“现在打算动手写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生活的中篇。但能不能写得好，目前还没有把握。打算试一下。慢慢写，也等于半养病。刊载批评我旧作的文章的杂志，我买到的就寄给您；有的未买到就未寄。您如需要，可来信通知，当设法托人在北京去找。”③

这里的“中篇”应该就是后来的《三同志》说明至少从此时起，巴金已经有所起意了。但此信的关键还在于，巴金同时提到了1958—1959年的“巴金作品讨论”，而他的态度相较几周前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月9日写给彼得罗夫的信里，巴金尚在向对方流露自己的不满，称\有些意见我并不同意”④

尽管无从核实二十天内巴金的心事起伏，但事态很快升温。不久，私信提到的写作计划被公开。2月11日刊出的采访里，巴金表示：“今年准备写一本关于志愿军的中篇小说·还想到部队或农村中去跑跑，写些东西。”③同时，他也谈到了去年的文艺批评：“这些批评，表扬了好的作品，批判了坏的作品，实事求是地肯定了作品的优点，指出了作品的缺点。不少的文章都能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作品，并且对资产阶级思想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