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失败的诗歌朗诵会触发的研讨——延安文艺批评史札记.docxVIP

一次失败的诗歌朗诵会触发的研讨——延安文艺批评史札记

延安文艺批评，是中国现代以来文艺批评的一个关键点，不可回避，不可轻慢，也不可不用心对待。以“一次失败的诗歌朗诵会触发的研讨”为例，梳理其脉络、记叙其现场、展示参与者的言说论点，进而悬想、推论其可能的多重意味；分析所提出问题的本体意味，追问在延安哪些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哪些问题因主客观原因当时没有得到解决，甚至成为一直困惑我们的现代文艺批评中的难题。参与延安文艺批评的人影响着文艺批评事件的具体走向，诸多不同个人经历的成员存在“家族相似”的元素，由此组成延安文艺批评生机盎然的现场。展示与阐释，需要圆通的知人论世，也需要细致的知识谱系的考古与考察，结论复杂而多元。动态、开放的文艺批评现场如万花筒般异彩纷呈，今天的我们仿佛可以听到历史的回响，且不绝于耳。

被选择的第一例延安文艺批评事件，是因失败的诗歌朗诵会触发的研讨。

活动时间：1938年1月24日。

主办方：战歌社。

活动内容：“诗歌、民歌演唱会”。

据记载，这次活动发票300张，毛泽东也出席观看，但晚会演出不到一半，坚持不离场的听众已经所剩不多。主办方十分尴尬，欲早早收场，终因毛泽东稳坐不动而坚持演完所有节目。事后，战歌社负责人刘御、柯仲平等立即召集会议总结经验教训，与会者发言热烈，批评中肯。部分发言纪要，以“关于诗歌朗诵问题”为专栏，发表在第二天即1月25日的《新中华报》的《边区文艺》副刊上。到了第三天即1月26日，战歌社又邀请相关人员座谈诗歌朗诵的理论和技术问题。3月15日，《新中华报》发表黄药眠《我对于朗诵的意见》，这次因失败而引起的有关诗歌朗诵问题的研讨才告终。①其中所涉及观点我后面再谈，一次失败的晚会缘何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如果我们把这次晚会置于1938年初延安文艺小环境和人文大环境之中，答案就比较明晰了。

在常识和惯例中，人们把1935年10月19日至1947年3月称为“延安时期”，其标志是中共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1947年3月，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率23万人进攻延安，而此时共产党在延安的军队才2万多人，为避其锋芒，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这一跨越13个年头的时段被简称为“延安十三年”，延安文艺也沿用这个纪年法。但事实上，狭义的“延安时期”，只有11年时间。

历史上，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达到陕北的地点是吴起镇而不是延安②，中央红军经直罗镇战役，彻底粉碎国民党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1935年11月中共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11月26日毛泽东等离开瓦窑堡，率部东征。1936年6月21日国民党军袭击瓦窑堡，中共中央撤离。1936年7月3日，毛泽东等移驻保安县城。在保安期间，中共中央组织指挥了西征战役、山城堡战役，取得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胜利。此后，中共中央再次调整策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和平解决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后，东北军从陕北延安等地撤走，让出延安、甘泉、富县三地给红军。193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保安县迁驻延安，1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进驻延安。由吴起镇→瓦窑堡→保安→延安，起始时间为1935年10月19日至1937年1月。这一年多时间，战事不断，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国共两党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军队才停止了对红军的围剿。中共中央到达延安后，获得相对平稳的时间和空间，卓有成效的文艺活动也随之获得时间与空间上的有力保障。惯例中的“延安十三年”，是广义的，包括陕北吴起镇、瓦窑堡和保安时期，没有完全拘泥于延安县这个空间，因为空间的拓展，时间也向前推进了一年多，由此“延安时期”共计13年。

从中共中央到达延安，到由战歌社主办“诗歌、民歌演唱会”，只有一年时间，但是这一年，延安文艺已经显示出其独特魅力，具体表现在除了红军自己培养出来的文艺工作者，从其他根据地、国统区和沦陷区都有文艺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奔赴延安。如1936年11月，作家丁玲第一个从国统区到达陕北保安；1937年8月，周扬、艾思奇、李初梨、何干之、周立波、林路基等人到达延安；1937年11月，经组织批准柯仲平转到延安。参加1938年元月诗歌朗诵研讨会发言的主要成员有6人，他们是柯仲平、刘御、林山、雪苇、沙可夫和黄药眠。其中刘御、林山、雪苇和黄药眠都是在1937年到达延安的，沙可夫则于1934年参加长征，随军到达陕北及延安。

延安在这一年成立了相关文艺社团，创办了文艺报刊，延安文艺凭借着文艺主体、文艺社团、文艺阵地而发展得生机勃勃，加上党的领导及其主要领导人的重视、个人修养的作用，使延安文艺呈现出独特的形态。

先看文艺社团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