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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城中村”改造：模式解析与政策优化路径研究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中村”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产物，在全国各地广泛出现。兰州市，作为西北地区的重要城市，近年来城市化建设快速推进，城市人口不断增长，但由于历史原因和城市规划不合理等问题，兰州市的“城中村”问题也日益凸显。

“城中村”通常是指在城市建成区内，仍然保留着农村的建筑形态、土地权属、经济模式和社会管理体制的区域。这些区域虽然位于城市中心，但基础设施落后，居住环境恶劣，房屋建筑杂乱无章，安全隐患突出。同时，“城中村”的存在也影响了城市的整体形象和发展，阻碍了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在兰州市，“城中村”主要分布在城关区、安宁区、七里河区和西固区等主城区，这些区域的“城中村”不仅影响了城市的美观，也给城市的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例如，“城中村”内的环境卫生问题严重，垃圾堆积如山，污水横流，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治安问题也较为突出，由于人口密集，人员流动大，治安管理难度大，盗窃、抢劫等犯罪案件时有发生。

“城中村”改造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形象、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改造，可以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增强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改造还可以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改造后的“城中村”可以建设现代化的住宅小区，配套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如学校、医院、商场、公园等，为居民提供更加便捷、舒适的生活环境；还可以提升城市的整体形象，吸引更多的投资和人才，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

此外，“城中村”改造也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必然要求。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城中村”改造可以使村民真正融入城市，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实现市民化。这不仅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也有利于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中村”改造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外学者对类似“城中村”的都市村庄或贫民窟的研究起步较早，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国外的城市化进程中，类似“城中村”的现象也普遍存在，如美国的贫民窟、印度的达拉维等。美国学者在研究中指出，城市化进程中低收入群体因经济能力限制，难以负担城市中心的高昂房价，只能在城市边缘或特定区域聚集居住，这些区域逐渐发展成类似“城中村”的形态，如纽约的哈莱姆区，其形成与城市的经济结构、贫富差距以及社会福利政策等因素密切相关。印度的达拉维，作为亚洲最大的贫民窟之一，居住环境恶劣，基础设施严重匮乏，但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低成本的劳动力，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非正式经济，在印度的经济体系中占据着一定的地位。国外学者主要从城市规划、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角度进行研究，提出了如社会融合理论、城市空间重构理论等。社会融合理论强调通过改善“城中村”居民的教育、就业等条件，促进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城市空间重构理论则注重通过合理规划城市空间，优化“城中村”的布局，提升城市的整体形象和功能。

在国内，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中村”问题日益凸显，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城中村”的形成机制、空间分布、社会影响、改造模式等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我国“城中村”的形成与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城市规划等因素密切相关。土地制度方面，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城市国有土地所有权的差异，使得“城中村”在土地开发和利用上存在诸多限制；户籍制度则导致“城中村”村民在身份认同和公共服务享受上与城市居民存在差距；城市规划的不合理，使得“城中村”在城市扩张过程中被包围在城市建成区内。在空间分布上，“城中村”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中心城区，如北京的唐家岭、深圳的白石洲等。这些“城中村”不仅影响了城市的美观，还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治安问题、环境卫生问题等。

在改造模式方面，国内学者提出了多种建议，如政府主导模式、市场主导模式、村民自主改造模式等。政府主导模式下，政府负责制定改造规划、筹集资金、组织实施等工作，具有较强的执行力和统筹协调能力，但可能面临资金压力较大、改造效率不高等问题；市场主导模式则引入房地产开发商等市场主体，利用市场机制筹集资金、进行开发建设，能够提高改造效率和资金利用效率，但可能存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忽视公共利益的情况；村民自主改造模式尊重村民的意愿和权益，能够充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但在规划和建设的专业性上可能存在不足。

不同城市也在实践中探索出了各具特色的改造模式。深圳采取综合整治和全面改造两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