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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翻译学视角下《两京十五日》文化负载词的日译研究

《两京十五日》于2020年出版，是当代作家马伯庸创作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该小说以明朝初期的历史事件为背景，讲述了太子朱瞻基的宝船在南京秦淮河畔被炸沉后，如何在15天内赶至北京拯救自己的故事。该作品的日文译本于2024年初在日本出版，出版之后引发了广泛关注，一年之内多次加印。2024年12月，该作品成为宝岛社“这本推理小说了不起\2024年海外榜第一名，是华文小说的首次登顶。此外，该作品还是日本知名读书杂志《达芬奇》特别专栏“2024必读推理小说\唯一人选的外文小说。目前学界对于《两京十五日》译本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以此文本为对象展开研究。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研究日益受到关注，尤其是在历史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如何准确传达文化负载词的内涵成为翻译实践中的核心问题之一。由于《两京十五日》是一部历史小说，文本中包含大量反映中国古代社会、政治、风俗的文化负载词，其日文译本于2024年初出版后受到广泛关注，因此为研究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提供了重要案例。生态翻译学是中国学者提出的翻译方法，即“三维\转换的翻译方法，旨在实现源语与目标语在生态意义上的平衡。在生态翻译学理论下对文化负载词进行研究，可以更全面地分析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传递问题，既从微观层面探讨文化负载词的处理策略，又从宏观层面考察翻译行为在文化生态系统中的适应性和平衡性。因此，本文结合生态翻译学理论，重点研究《两京十五日》中的文化负载词的日译情况。

一、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是一种兴起于中国本土的翻译研究范式，该翻译理论的倡导者为我国学者胡庚申。2001年胡庚申在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上首次提出“翻译适应选择论”。2004年胡庚申出版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书中首次提出了“翻译生态环境\这一概念，借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提出了“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基本理念，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不断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选择，这种适应与选择的行为是翻译活动的核心。12008年，胡庚申在论文《生态翻译学解读》中首次提出“生态翻译\这一概念，并概括了“三维\转换的翻译方法。22019年胡庚申进一步提出了能囊括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RobertDarwin）“适应/选择\主义、西方生态思想和中国传统生态理念的\新生态主义\[3]。2021年胡庚申又延续对“生\的思考提出以“生”为本的向“生\译道的观点。[4]

生态翻译学作为翻译研究的新兴领域，为各类翻译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尤其在处理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时，展现了其独特的优势。因此，本文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出发，就《两京十五日》中文化负载词的“三维\转换进行研究。

二、《两京十五日》中的文化负载词

文化负载词是根植于特定文化土壤，包含着深厚历史、哲学和社会内涵的词汇，这些词汇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逐渐累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生活方式。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汉语积累了大量的文化负载词，反映出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民情风俗和文化个性。目前学界普遍采用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尤金·A.奈达（EugeneA.Nida）对文化负载词的种类划分，即语言、社会、物质、宗教、生态五种。5]

《两京十五日》中蕴含了大量的文化负载词，本文将依据尤金·奈达的分类标准，将文化负载词分为语言、社会、物质、宗教、生态这五类。由于文化负载词的内涵较为宽泛，因此本文对该作品中的文化负载词进行细化分类，如“屋漏偏逢连夜雨”“鼠目寸光\等熟语典故，历史相关的“内阁”“六部\等官职名称，社会风俗相关的“茶馆”“戏楼”等场所名称以及“袍冕”\雁翎刀\等服饰工具名称，具体如表1所示。这些词不仅反映了社会风貌和文化特色，也是理解小说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关键。译者将该作品翻译成日语时，如何准确传达这些词汇的内涵，使其在译文中既保留原有的文化特色，又能让日本读者理解并产生共鸣，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

三、生态翻译学视角下《两京十五日》文化负载词的三维转换

本文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出发，从语言、文化和交际三个维度来分析译者对《两京十五日》中文化负载词的适应性选择和转换。

（一）语言维

语言维的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由于中文与日语在词汇、语法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译者需要对源语文本的词汇、词组、词性、句法结构等进行选择和调整，使译文在语言方面更精准，让目标语读者能充分理解原文表达的意思。

例1谁知这“赛子龙”身在曹营心在汉，刚才居然从罐里逃走了。[7]

译文：二の賽子龍、“身は曹操の陣にあれ心は漢にあり”と、自分を大将軍羽と勘違いしたかは知らが、先刻いに罐から逃だ12”。

该词组属于汉语成语，语出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操问张辽曰：‘吾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