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牢法治根基：中国法律信仰的构建与发展.docxVIP

筑牢法治根基：中国法律信仰的构建与发展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当今中国，法治建设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正稳步推进。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立法层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构建起了较为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国家治理和社会运行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框架。从经济领域的市场规范，到民生保障的权益维护，再到生态保护的责任界定，法律条文日益细化且全面。然而，在法治建设的进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逐渐凸显，即法律信仰的缺失。尽管法律制度不断完善，但部分民众在面对法律时，依然存在漠视、规避甚至抵触的态度。

在现实生活中，诸多现象反映出这一问题的严峻性。例如，一些人在遇到纠纷时，首先想到的不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而是依赖人情关系、私力救济，对法律的权威性缺乏基本的尊重；部分企业为追求经济利益，公然违反法律法规，肆意破坏市场秩序，全然不顾法律的约束；还有一些人在面对法律制裁时，不是反思自身行为的违法性，而是试图通过不正当手段逃避责任，这些行为严重阻碍了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法律信仰的缺失，使得法律在实施过程中遭遇重重阻力，难以充分发挥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

研究我国法治建设中的法律信仰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从理论层面来看，有助于深化对法治精神内核的理解。法律信仰作为法治建设的精神支柱，深入探究其形成机制、影响因素以及与法治实践的内在联系，能够丰富和完善法学理论体系，为法治建设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支撑。它促使我们思考如何从文化、历史、社会等多维度视角，剖析法律信仰在我国的独特发展路径，从而推动法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在实践方面，对解决法治建设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具有指导价值。通过揭示法律信仰缺失的根源和表现形式，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策略，增强民众的法律意识，培育全社会的法律信仰。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法律的实施效果，确保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得以彰显，还能促进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法律信仰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丰硕。古希腊、罗马时期，法律信仰便已萌芽。梭伦改革时，梭伦秉持“我是依照法律执行的，我使真理和权力结合，我有诺必行”的理念，彰显了对法律的尊崇。苏格拉底认为遵从法律是“和国家之间神圣的契约”，将法律置于神圣的地位。柏拉图在经历“哲人治国”理想的失败后，深刻认识到“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权威，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强调了法律至上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更是明确指出“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呼吁全社会尊重法律的最高权威。这些思想奠定了西方法律信仰的理论基础，从社会文化伦理角度确立了法律的至高无上地位。

在中世纪，尽管宗教神学一度占据统治地位，但法律信仰的思想并未完全消逝。15世纪兴起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打破了神对人的思想禁锢，为法律信仰的发展再次注入活力。此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西方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对法律信仰展开深入研究。在社会学领域，学者们关注法律信仰与社会秩序的关系，认为法律信仰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它能够促使人们自觉遵守法律，减少社会冲突，保障社会的有序运行。在哲学层面，探讨法律信仰的本质、价值及形成机制，思考法律信仰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以及如何通过哲学思考来深化对法律信仰的理解。

国内对法律信仰的研究则在改革开放后，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逐步兴起。早期，学界主要聚焦于对西方法律信仰理论的引入和介绍，通过翻译西方经典法学著作，将西方先进的法律信仰理念引入国内，为国内学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结合中国国情，探讨法律信仰在中国的独特内涵和发展路径。一些学者从历史文化角度出发，分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律信仰形成的影响。他们指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往往被视为统治阶级的工具，缺乏独立的价值和权威，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现代法律信仰的培育。例如，封建传统观念强调“人情大于王法”，导致人们在面对问题时，更倾向于依靠人情关系而非法律来解决，对法律产生不信任感。同时，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与道德界限模糊，使得人们难以清晰区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也影响了法律信仰的形成。

还有学者从现实社会层面剖析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认为法律制度不完善、司法不公等现象是导致人们对法律失去信任的重要因素。在法律制度方面，我国法律制度还存在许多漏洞和不足，导致法律执行不力，无法有效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司法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