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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环境税收实体法律制度构建研究：现状、困境与突破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我国的环境问题愈发突出，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从大气污染来看，工业排放、汽车尾气以及燃煤等源头污染，致使雾霾天气频繁出现且强度增大。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雾霾天气严重危害居民健康，尤其是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同时也对农作物生长和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在水资源污染方面，我国本就是水资源极度稀缺的国家，然而过度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水资源面临严重污染威胁。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排放以及农业面源污染，已使大部分河流、湖泊和地下水遭受污染，给人们的生活、农业和工业生产带来极大困扰，严重威胁人民生活质量和健康安全。土壤污染问题也不容小觑，农业使用的化肥、农药以及工业废弃物等，导致土壤污染加剧。农田污染使农产品有害物质含量上升，威胁食品安全，且污染物还会通过土壤迁移和渗透污染地下水，进一步加剧水资源压力。尽管《2024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继续改善，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但环境问题依然严峻，改善环境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任务紧迫。

在此背景下，环境税收实体法律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环境经济政策工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环境保护角度而言，它能够通过税收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引导企业和个人减少污染排放和资源消耗。对污染排放行为征收环境税，可提高污染成本，促使企业采用更环保的生产技术和工艺，减少污染物排放，从而直接改善环境质量。对资源开采和使用征收资源税，能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资源浪费，进而间接保护生态环境。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环境税收实体法律制度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它使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成本增加，竞争力下降，促使这些产业进行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或者逐渐被淘汰；同时，为环保产业和清洁能源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政策激励，吸引更多资源投入到这些领域，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环境税收还可以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为地方政府提供资金支持，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研究和构建我国环境税收实体法律制度，对于解决当前环境问题、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2国内外研究综述

国外对环境税收实体法律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早。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关注，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开展了相关研究与实践。庇古在其《福利经济学》中提出“庇古税”理论，主张通过对污染者征税来纠正市场失灵，使外部成本内部化，这为环境税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众多学者围绕环境税的设计、实施效果及经济影响展开深入研究。如在环境税设计方面，学者们探讨了不同类型环境税的适用范围和税率结构。对二氧化硫排放税的研究表明，合理设置税率能够有效减少二氧化硫排放，改善空气质量。在环境税实施效果研究中，许多实证分析显示，环境税收政策在促进企业节能减排、推动环保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瑞典实施的二氧化碳排放税，促使企业加大对清洁能源的研发和使用，二氧化碳排放量显著下降。在环境税对经济的影响研究中，部分学者认为，环境税虽然在短期内可能增加企业成本，但从长期看，能够激励企业创新，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的绿色转型。

国内对环境税收实体法律制度的研究相对较晚，但近年来随着我国环境问题的凸显和对环境保护重视程度的提高，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国外环境税收制度的介绍和借鉴上，分析发达国家环境税收制度的特点、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结合我国国情，深入研究我国环境税收实体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有学者对我国现行环境税收法律制度进行梳理和分析，指出存在税收政策设计不合理、征收标准不够科学、监督和执法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在构建我国环境税收实体法律制度方面，学者们提出了诸多建议，包括开征新的环境税种，如碳税、垃圾税等；完善现有与环境相关的税种，如资源税、消费税等；优化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开展环保活动等。

尽管国内外学者在环境税收实体法律制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在环境税与其他环境政策工具的协同效应研究方面，虽然已有部分学者关注到环境税与排污权交易、环境补贴等政策工具的配合使用，但研究深度和广度仍有待加强。不同政策工具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最佳组合方式尚未得到充分探讨，缺乏系统的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另一方面，针对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如何制定差异化的环境税收政策，以适应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承载能力，相关研究还较为薄弱。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和环境状况差异较大，统一的环境税收政策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制定符合各地区实际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