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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界对《历代名画记》的研究：历程、成果与启示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历代名画记》由晚唐张彦远撰写，成书于公元9世纪中叶，是中国第一部体例完备、史论结合的绘画通史著作，在中国画论发展历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近代学者余绍宋在《书画书录解题》中盛赞它为“画史之祖，亦为画史中最良之书”，宗白华更是将其与西方温克尔曼的《古代美术史》相媲美，足见其价值之高。

全书共十卷，内容丰富多元，涵盖绘画历史发展的评述、绘画理论的阐释、鉴识收藏方面的叙述，以及从远古时代到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众多画家的传记及相关资料整理。张彦远在书中不仅把著录、鉴藏、流传、名价以至装裱都纳入研究视野，形成了中国画史研究的完整体系；还在继承谢赫“六法”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形似”与“骨气”的辩证关系，强调气韵生动是绘画的最高境界，并提出“书画同体”的思想，强调书画在艺术价值上的相通性，对绘画鉴赏和收藏也有着深刻的见解，这些都为后世绘画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在文化交流上源远流长。《历代名画记》流传至日本的历史久远，日本收藏有明清时期的多种刻本和抄本。如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皕宋楼藏书流失日本，其中保存在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的明刻本《历代名画记》便是重要例证。这些版本的传入，为日本学者对《历代名画记》的译介和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

早在20世纪初，日本学者便在海外对《历代名画记》的整理研究中捷足先登。1902年，汉学家内藤虎次郎（内藤湖南）在《国华》杂志发表《论说及考证唐以前的画论》，开启了中国画论整理和译介的先河。1916年，夸关寿唐编纂《东洋画论集成》，选用《历代名画记》前3卷的8篇专论并翻译成日文，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日文选译本。此后，20世纪20-30年代，日本逐渐形成了对《历代名画记》的译介与研究局面。1923年，龙精一在《国华》杂志连载发表研究唐朝画学著作的长篇论文《唐朝的绘画史论》，其中主要篇幅是对《历代名画记》的讨论，在分析和论述上比内藤氏更加细致深化，并提出了书画同体论、张彦远的评画原理、《历代名画记》的编次等有待关注的研究课题。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日本学界全面展开对《历代名画记》的校译和研究，一部分学者继续就专题研究发表个人见解，另一部分学者则以翻译解说的形式加以系统整理介绍，其中“二次编辑说”等问题引发了热烈讨论。

1.1.2研究意义

从学术交流层面来看，日本对《历代名画记》的研究是中日文化学术交流的重要体现。自该书传入日本，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这些成果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者对同一著作进行研究，必然会因思维方式、文化传统的差异而产生不同观点。通过对日本研究成果的梳理分析，中国学者能够突破自身思维局限，从多角度审视《历代名画记》，从而推动学术交流向纵深发展，促进双方在绘画史论研究领域的相互学习与借鉴。

在文化传播方面，《历代名画记》作为中国绘画理论的经典之作，承载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日本对其研究的持续开展，使得中国绘画文化在日本得以更广泛传播。书中所涉及的绘画理论、技法、画家故事等内容，随着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走进日本民众的视野，增进了日本民众对中国绘画艺术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与认识，加强了两国之间的文化纽带，对促进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传承具有积极意义。

从艺术研究角度而言，日本学者在研究《历代名画记》时，运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有的从文献学角度对版本进行细致考证，有的从文化学角度分析其与日本本土文化的交融影响，还有的从艺术创作角度探讨书中理论对当代绘画实践的指导作用。这些多元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为中国绘画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助于完善中国绘画史的研究体系，丰富绘画史研究的内涵，使我们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脉络有更全面、深入、准确的认识。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对《历代名画记》的研究历史悠久，成果丰硕。从古代开始，《历代名画记》就受到众多学者和艺术家的重视，被广泛引用和研究。在近现代，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学者从多个角度对《历代名画记》展开研究。在版本校勘方面，学者们对不同版本的《历代名画记》进行细致比对，如对明代嘉靖本、万历二年至万历三年间王世贞的郧阳本、明代崇祯年间毛晋汲古阁的“津逮秘书”本、清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本、清嘉庆年间张海鹏的“学津讨原”本等版本进行深入研究，梳理版本源流，纠正文字讹误，为准确理解原著提供了坚实基础。在绘画理论探讨上，深入剖析张彦远的绘画美学思想，包括“气韵生动”“书画同体”“自然为上”等核心理论，探究其对中国绘画理论发展的深远影响。在画家传记与绘画史研究中，依据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