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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的价格双轨制研究

站在21世纪回望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变革，价格双轨制始终是绕不开的关键议题。它像一把“双刃剑”，既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混沌期撕开了一道突破口，又因运行中的矛盾引发过激烈争议。本文将沿着“为何出现—如何运行—效果如何—如何评价”的逻辑链条，结合历史档案、当事人回忆与经济数据，还原这一特殊制度设计的全貌。

一、价格双轨制的诞生：计划经济价格体系的积弊与改革的现实困境

要理解价格双轨制，必须先回到1978年前后的中国经济现场。当时的价格体系是高度集中的计划价格体制，所有工业品出厂价、农产品收购价、商品零售价均由中央或地方物价部门统一制定，且长期固定不变。这种“一管就死”的价格机制，在计划经济初期曾发挥过资源集中配置的优势，但到了70年代末，其弊端已积重难返。

（一）价格扭曲：资源配置的“信号灯”失灵

最直观的表现是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以农产品为例，1978年全国6种粮食（稻谷、小麦、玉米、高粱、谷子、大豆）的平均收购价仅为每50公斤10.64元，而生产成本已达到11.5元，农民每卖50公斤粮食就要亏近1元。工业品内部比价同样混乱：煤炭长期实行“低价保工业”政策，1978年统配煤矿吨煤价格仅15.9元，连简单再生产都难维持；机械产品却因价格偏高，企业“造一台赚一台”，导致重复建设严重。价格信号的失真，使得“长线产品压不下，短线产品上不去”——钢材、水泥等基础材料长期短缺，而部分机电产品却大量积压。

（二）改革困局：“休克疗法”不可行，“渐进探索”成共识

1978年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让改革重心转向城市，但城市改革的核心——价格改革却陷入两难。如果效仿东欧国家“一步到位”放开价格，当时的经济基础根本无法承受：1978年全国居民储蓄余额仅210.6亿元，人均21.9元，物资短缺下一旦放开价格，必然引发恶性通胀（1980年尝试小范围调价后，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已上涨6%，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明显通胀）。而维持原有价格体系，企业缺乏生产积极性——1979年国营工业企业百元资金利润率仅15.5%，比1957年的23.8%大幅下降。

在这种背景下，1984年5月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首次明确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后，超产部分可按不高于国家定价20%的幅度自定价格；1985年1月国家物价局、物资局联合发文，取消企业超产自销工业品的价格上限，允许按市场价格出售。至此，“计划内部分执行国家定价，计划外部分由市场定价”的价格双轨制正式形成。

二、双轨制的运行逻辑：计划轨与市场轨的交织与碰撞

价格双轨制不是简单的“两种价格并存”，而是一套复杂的运行机制。它涉及计划指标的分配、企业的生产决策、流通环节的利益博弈，每个环节都牵动着政府、企业、个人的利益神经。

（一）计划轨：传统体制的“压舱石”

计划轨的核心是“国家指令性计划”。以钢材为例，1985年国家对重点钢铁企业的指令性计划分配量仍占其总产量的70%左右，这些钢材以“调拨价”供应给重点建设项目、军工企业等，价格由国家统一制定（如1985年普通钢材调拨价约500元/吨）。计划轨的存在，确保了能源、原材料等战略物资对国计民生关键领域的稳定供应，避免了改革初期基础工业的剧烈波动。

（二）市场轨：市场经济的“试验田”

市场轨的活力来自“计划外自主销售”。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后，超产部分可自行销售，价格由供需决定（1985年普通钢材市场价已涨至1500元/吨左右）。这一机制像一根“指挥棒”，彻底改变了企业的生产逻辑——过去企业只关心“完成计划”，现在开始主动增产：上海宝山钢铁总厂1986年超产钢材120万吨，通过市场销售多获利2.4亿元；山东某县机械厂原本年产能500台，为多赚市场差价，加班加点将产量提升至800台。

（三）交织中的矛盾：价差与寻租的温床

计划轨与市场轨的价差（1988年部分商品价差达3-5倍），催生出独特的“倒爷经济”。一些掌握计划指标审批权的部门或个人，通过“批条子”将计划内物资以调拨价买入，再以市场价倒卖给企业，赚取巨额差价。北京某物资局干部回忆：“1986年我经手批了200吨钢材，每吨差价800元，中间人给了我2万元好处费，这在当时够买3套单元房。”这种寻租行为不仅加剧了社会不公，还导致资源流向“倒爷”而非实际生产企业——1987年全国钢材市场中，真正用于生产的仅占60%，40%在流通环节空转。

三、双轨制的经济效应：增长动力与改革代价的双重变奏

价格双轨制的十年（1984-1994），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十年，也是矛盾集中爆发的十年。它既释放了长期被压抑的生产潜力，也埋下了通胀、腐败等隐患，这种“成长的烦恼”恰恰反映了渐进式改革的复杂性。

（一）正面效应：激活微观主体，培育市场机制

最显著的成就是企业活力的释放。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