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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国人经营影院公司电影放映与小报的共谋合作实践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影业发展的重要探索时期。此时中国影人在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等领域进行了诸多探索与实践。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上海成立的中央影戏公司是中国电影发行放映领域探索取得重要成果。该影院公司采取规模化运作模式，在影片放映、媒体宣传、公司管理等领域均展现出体系化、专业化的特点。本文聚焦20世纪20年代中央影戏公司的电影放映及媒体宣传活动，以当时与中央影戏公司有密切合作关系的小报《中央戏报》为中心，从侧面展现20世纪20年代国人经营影院公司与小报共谋合作的探索历程。

一、20世纪20年代中国影院影片放映宣传与报刊业的结缘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民族影业发展的重要时期，此时中国电影业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境遇。一方面，中国本土电影制片业取得长足进展；另一方面，中国民族影业也面临着国外电影竞争，本土电影需要不断扩展生存空间。在这种时代语境中，中国电影人为推进国产电影放映业发展弹精竭虑，积极致力中国本土电影放映市场的建构。上海、北平、天津、宁波、苏州、武汉、广州等地，由中国人自己创办与经营的影院纷纷出现。

伴随着中国本土经营影院体系的建构，中国影院在影片放映及营销宣传活动中主动与纸质媒体展开合作。20世纪20年代，中国影院在影片放映宣传活动中，已经较多地采用印制说明书的方式。影院将编纂好的说明书交由合作的印刷机构，由印刷机构印制完成。电影说明书大多涵盖影院信息、影片本事、主创人员、制片公司名称、影片主题与特色等内容。说明书多由影院出资印刷，在影片映期内由影院免费发放或出售给观众。说明书紧密配合观众的观影活动，成为辅助观众观影的重要指南。

除使用纸质说明书外，中国本土经营影院也颇为重视大众公共媒体宣传。一些影院在日常影片放映活动中亦会选择刊登报纸广告的方式推广影片。进入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报刊出版业与电影放映业较为发达的上海、天津等地，电影放映业与报刊出版业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上海出版的《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天津出版的《大公报》《益事报》等发行量较大的大报，每日以较大的篇幅刊登影院放映影片广告及资讯。这些发行量较大的报纸拥有众多读者。报刊上刊登的影院广告及资讯起到了广而告之的效果，推动了中国电影放映业的发展。

中国电影放映业与纸媒合作的另一个重要伙伴是小报。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本土电影制片、放映业发展的同时，中国小报业也蓬勃发展。与《申报》《新闻报》等内容丰富且版面众多的大报不同，小报较为注重消遣趣味性与通俗性。此类报纸较为注重市民的通俗文化趣味，刊登的内容多为市井百态、世俗生活与时尚流行。20世纪20年代后半叶，上海曾涌现出开办小报的热潮，“小报潮”成为当时引人注目的出版现象。小报虽然规模与财力无法与《申报》《新闻报》等大型报纸抗衡，但小报往往以差异化、特色化的方式在读者群中获得一席之地。20世纪20年代上海创办的《晶报》《金刚钻》《罗宾汉》《福尔摩斯》等小报，关注市井生活、名人轶事、社会热点等内容，这些报纸在读者群中拥有重要的影响力，这些小报往往留出一定版面刊登电影广告及影业消息。其中，创办于1926年的《罗宾汉》更是将电影与戏剧作为报纸关注报道的主要内容，并以此特色受到读者欢迎，在上海的小报群体中脱颖而出。

二、作为规模化影院公司的中央影戏公司及其与《中央戏报》的共谋合作机制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电影放映业的发展，中国的影院从业者已经不再满足于个别影院单打独斗的形式。此时，中国出现了一些本土经营的较有规模的影院公司。这些影院公司旗下拥有多家影院，影院公司统筹管理旗下影院的运营、放映、宣传等活动。20年代在上海成立的中央影戏公司就是此类影院公司的典型代表。公司不仅整合拥有多家影院，而且还与纸质大众媒体建立起密切合作关系。

中央影戏公司的成立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虽然中国本土电影制片活动逐渐兴盛，但国产影业仍面临众多难题。困扰中国民族影业发展的核心难题之一便是国人自主经营影院的缺乏。以上海为例，直至20世纪20年代中叶，夏令配克、卡尔登等大量影院仍掌握在外商手中。中国影片要想进入这些影院放映，往往不得不付给外国影院商高昂的费用。1926年，中国电影界迎来扭转局势的契机。1926年初，曾一度掌握上海电影放映业半壁江山的外商雷玛斯急流勇退，拟将旗下多家影院租赁给他人经营。百代公司经理张长福及中央大戏院经理张巨川等人集股十万元创设中央影戏公司。公司租赁了雷玛斯游艺公司旗下的维多利亚、恩派亚、卡德、万国等影院并自行管理。影院上自经理下至收票，悉由华人自己掌管。除了上述四家自营影院之外，公司旗下还有中央大戏院、中华、平安三家影院。中央影戏公司成立后，统辖中央大戏院、新中央戏院（原维多利亚戏院改名）、恩派亚戏院、卡德影戏院及万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