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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化的跨媒介叙事：形象符号的多元建构与传承创新

敦煌作为“一带一路”上中华民族的文化场域，彰显着多元文化交流的厚重底蕴，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以及藏经洞中数量庞大又内容丰富的写本文献在传世文献的基础上展现出敦煌在地名以外的文化内涵，它们生动地记录了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国在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的交流与融合。敦煌写本以原生的物质形态保留了中古文学、社会等信息，呈现出中古时代的敦煌面貌，而随着现代数字化和多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敦煌文化的呈现与传播方式日益多元化，敦煌数字化工程的推进使石窟壁画得以多角度呈现，令观者足不出户即可欣赏敦煌艺术瑰宝。在叙事层面，除了文学与史料外，与敦煌相关的纪录片如《敦煌》（周兵，2010）、《河西走廊》（王新建/赵启辰，2015）、《敦煌：生而传奇》（鲁安·麦根/孔·巍澜，2021）、《大敦煌》（张晓颖，2023）等，借用影像的方式考索敦煌，以求真实而又生动地展现敦煌原貌；而与敦煌相关的电影电视剧，如《敦煌》（佐藤纯弥，1988）以及传记电影《吾爱敦煌》（苗月，2023），或者以中古敦煌为故事场景之一的电视剧如《唐朝诡事录之西行》（柏杉，2024）等，以独特的艺术创作手法与叙事方式，赋予敦煌文化新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不同媒介在对敦煌文化的呈现上各具特点和价值，共同构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敦煌文化景观。从古老的敦煌写本，到现代的纪录片和电影，敦煌文化在不同的媒介中不断演变，其叙事策略与文化符号也在发生着新的变化。

一、跨媒介视角：敦煌形象的多元塑造

不同媒介在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指导下，塑造了敦煌形象的多面性。电影的视觉真实性与纪录片的纪实真实性共同构建具象空间，而文学叙事的留白则为敦煌文化开辟了想象空间，来自中古敦煌的写本文献因文学与史料共存，让中古敦煌的形象在虚构与真实的界限中来回摆动。

（一）写本中的敦煌：叙事的原生性与接受的多义性敦煌写本文献内容涵盖广博，将中古敦煌民间僧俗生活的面貌较为全面地展现出来，敦煌写本具有原生态的特点，即“指没有经过整理改变，保存于敦煌文献抄写的原始状态”]。这种原生性不仅体现为文字内容未经后世删削修改，更在于其物质形态与书写过程是重返历史现场与文学发生现场的重要因子，敦煌写本中复写涂改的墨色痕迹（如P.3633《龙泉神剑歌》上深浅交叠的删改痕迹以及诗后空白处的补写内容）、书写载体的材料差异（如麻纸与楮皮纸的交替使用），乃至同一写本中世俗文献与佛经仪式文本共存的情况等等，皆构成中古时期文本生成的动态图谱，这种原生特质使得敦煌写本摆脱了单纯的信息载体的功能，而文学写本的原生态文学表达方式更是让人们能跨越时间领略到中古民间叙事的独特魅力，如BD14666写本正面的《李陵变文》是在《史记·李将军列传》《汉书·李广苏建传》内容情节基础上对过程进行更为详细地描写，同时在对于李陵的人物塑造上添加一定的悲剧色彩，学者邵文实认为这篇变文是沙洲人借李陵降匈奴之事为自己归降吐蕃的行为作辩解，文中用大量的笔墨描述了李陵不得已降蕃的处境，这与沙州被吐蕃围困十一年后弹尽粮绝的处境是一样的。2这种说法其实是基于对该变文的创作时间为敦煌蕃占时期确定的，变文中出现了“默啜可汗”“突骑施”等词，此外写卷背面《粮食历》《范奴子戌年不入作历》中的时间是以地支纪年且出现了“汉斗”这类吐蕃时期常用计量单位，可作该写本为蕃占时期所撰的证据，基于此历史背景，李陵被迫降于异族之历史事件与现实联系起来，敦煌写本的物质性特征与文本叙事形成互文共振一一写本正面的悲剧化书写与背面的实用文书构成“双重证据链”：前者通过文学重构将历史人物的困境投射至现实境遇，后者则以经济文书的吐蕃化特征（地支纪年、汉斗计量）确定文本的具体时空坐标，这种原生性叙事既非纯粹的文学虚构，亦非简单的历史影射，而是呈现出“历史记忆一现实处境一身份认同”的三重交织，这种叙事的原生性使得文本形成多义解读的视角：对当时读者而言是无奈归顺者的道德辩护书；对后世研究者而言，这未被后代修饰的文本恰好规避了历史被重新编织的可能，成为研究中古边疆族群政治与文化认同的重要文献。

多义性还表现在文学写本给予的留白空间上。写大鑫本作为早期媒介形制，通过文字符号记录了很多原始的叙事痕迹，这种叙事痕迹在产生后，其意义不再停滞于作者原意，而是在僧侣讲经、学郎传抄、文士批阅的多重接受实践中持续生成新的地方性阐释与跨文化对话。同时，文学叙事的所构造的意义空间并非封闭的，其通过写本的“未完成状态”在敦煌写本特有的物质载体和传播机制中被进一步拓展为多维度阐释的场域，结合文字叙事所给予的想象空间，这种多义性促使不同时代和背景的读者对写本中的敦煌进行不同解读，造就了对敦煌文学和历史的多元理解。

（二）电影中的敦煌：虚构叙事中的敦煌美学塑造

电影通过独特的镜头语言、画面构图和色彩运用构建出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