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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隐喻·情怀：新主流电影的共同体美学书写

一、植根于影像本体的共同体美学呈现意象之美

近年来，《战狼2》（吴京，2017）、《红海行动》（林超贤，2018）、《我和我的祖国》（张一白/管虎/薛晓/徐峥/宁浩/文牧野，2019）、《我和我的家乡》（宁浩，2020）、《夺冠》（陈可辛，2020）、《长津湖》（宁浩，2021）、《万里归途》（饶晓志，2022）、《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邓超/俞白眉，2023）、《志愿军：存亡之战》（陈凯歌，2024）等一大批新主流电影在市场了取得了较大成功，赢得了“主流价值观与主流市场的统一”。纵观近年来票房及口碑双赢的新主流电影，不难发现，基于中华民族心理之上的审美旨趣、注重塑造中华民族精神及展现中国特有的环境氛围等特征是新主流电影取得市场成功的主要原因。这种“中式”叙事方式及审美模式引发了中国观众的集体记忆与民族情感，使得新主流电影呈现出“共同体美学”的典型特征，即“将娱乐审美与崇高审美完美结合”2]，由此带来中国电影类型史上的新景观。随着中国电影理论建设的推进，“共同体美学”逐渐成为探讨影视创作的新视角。2019年，饶曙光等学者提出中国电影应当构建“共同体美学”，其核心思想在于强调沟通、对话与包容，通过审美共鸣来扩大社会共识。本文从共同体美学这一理论视域出发，旨在探讨新主流电影。恰好契合影像艺术吸引力所在是与观众成功的对话，实现了与本土观众的情感交流与价值共鸣。

在中国传统文论中，“意象”是指主观情意与外在物象相融合的艺术形象，是艺术家们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电影也常常借助“意象”表达主题、传递情感以及塑造人物形象。由于电影是声画结合的叙事艺术，因此在电影中有丰富的视觉意象、听觉意象、叙事意象、情感意象等，承担着深化主题、增强情感、丰富叙事、传达文化内涵等功能。新主流电影往往设置国家为故事展开的宏大背景，将个体成长与国家命运相勾连，将个人价值融入国家强盛的想象中，因此，在新主流电影中，具有个人与国家同构意义的“乡土”与具有中国传统“仁人志士”气节的英雄人物便成为电影中的常见典型意象。

在电影领域，对“共同体美学”的探索不仅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路径，同时也需要在宏阔的跨学科视野上整合和拓宽其他理论研究的边界。具体到新主流电影的影像叙事，意象美学的运用尤为突出。银幕上的自然与人文意象不仅寄托着创作者的审美理想和情感诉求，也能够激发观众的文化联想和情感共鸣，从而在审美体验中凝聚起更广泛的共同体认同。这也使得将意象元素融汇进共同体美学成为可能，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路径。

（一）乡土意象的呈现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3]，土地不仅是人民日常生存与生产的物质基础，更是承载着代际情感与文化认同的精神家园。土地作为“家园”的意象，植根于个体与集体的记忆之中，形成了深沉而广泛的乡土情结。

在新主流电影的创作实践中，导演们以镜头语言重构乡土意境，为观众铺陈一幅幅既具诗意又富厚重感的影像长卷。以《长津湖》为例，影片开篇通过一组大景深的全景镜头，缓缓揭示主人公伍千里成长于浙江湖州的江南水乡：微风轻荡的渔船，雾霭环抱的山岚；满月银光洒遍船坞，烛影在湖面轻轻浮动。此种镜头调度与画面构图，不仅彰显了地域风光的诗意美，更唤起了观众对“家乡”这一符号的共同情感投射。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将视野放置在祖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让视点跟随长镜头大全景的调度，观看到一幅幅典雅又素朴的江南水墨画。随着时间的流转，故事在过去和当下交错展开，时光荏再中小山村崛起，日益变得富强，这中间既有离家的人“故乡渺何处，归思方悠哉”的对于故土魂牵梦萦的思念，又有离家人落叶归根的情感执念。

“现代变革造就了传统秩序的解体，背离了曾经安顿着灵魂的意义世界，这不能不导致心灵的漂泊与迷乱。”4新主流电影当中呈现出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新的文化带领着人们重新寻找已然逝去的家园，“寻根”的背后在于“根”的失落，正是因为这种失落才会寻求回归和重建。《一点就到家》中，儿子的乡土之情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恰恰推动着乡村的振兴，父与子分别指代的传统与现代的隔阂也被化解。在此基础上，新主流电影对于乡土文明的阐释不再止于“安身立命”的物质层面，而是进一步建构“安心立命”的精神美学：它通过画面与情节，让观众在审美体验中完成对乡土的再次认同与情感回归。乡村田野、古镇巷陌的细节描写，以及游子返乡、携手振兴的动人故事，不仅将乡愁文化升华为社会情感的纽带，更在视觉与情感层面，实现了观众与影像的共情一—使得乡土性不再是陈旧的文化符号，而成为新时代中国人重新书写精神家园的美学路径。

（二）人物意象的建构

人物形象是电影艺术中富有生命力、具有张力的意象，它不仅承载了叙事温度，也为影片营造的意境和美学氛围提供了灵魂支撑。在新主流电影中，导演与编剧跳脱了以往主旋律影片中那种“理想化”“模板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