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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强制缔约制度的完善路径探究：基于理论、实践与比较法视角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合同作为市场交易的重要载体，对经济活动的顺畅开展起着关键作用。合同自由原则一直被视为合同法的基石，赋予了当事人在市场中自由选择交易对象、协商交易内容的权利，极大地激发了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了市场经济的繁荣。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主体之间的实力差距逐渐凸显，尤其是一些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或处于优势地位的经营者，常常利用其在经济、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对相对方进行不合理的限制或拒绝缔约，导致合同自由原则在实践中被滥用，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例如，在公用事业领域，供电、供水、供气等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可能会拒绝向某些用户提供服务，或者在合同中设置不合理的条款，损害用户的合法权益。

强制缔约制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它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合理限制，旨在维护市场交易的公平性和公正性，保障公共利益以及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强制缔约制度要求特定的主体在面对相对方合理的缔约请求时，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从而打破了优势方对缔约自由的滥用，使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能够获得平等的交易机会，促进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

从维护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强制缔约制度对于保障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正常供给至关重要。在公共服务领域，如交通运输、医疗卫生、邮政通信等，这些服务与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若相关服务提供者可以随意拒绝提供服务，将会严重影响社会公众的正常生活，损害公共利益。例如，医院不得拒绝救治危急病患，这是基于保障公众生命健康这一公共利益的考量；公共交通运输企业不得拒绝旅客的正常运输请求，以确保公众的出行需求得到满足。通过强制缔约制度，能够确保这些关键领域的服务得以持续、稳定地提供，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从保护弱势群体权益的层面出发，在市场交易中，消费者、劳动者等群体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在与企业或雇主进行谈判时，缺乏足够的议价能力和信息资源，容易受到不公平对待。强制缔约制度为弱势群体提供了有力的保护屏障，使他们能够在法律的保障下，与强势方进行平等的缔约协商，避免因对方的拒绝或不合理要求而陷入困境。比如，在劳动合同订立过程中，对于一些特殊岗位或行业，法律规定雇主必须与符合条件的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以保障劳动者的就业权益；在消费领域，经营者不得无故拒绝消费者的合理购买请求，保护消费者的消费选择权。

研究我国强制缔约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理论层面，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关系的认识，丰富和完善合同法的理论体系，为法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在实践层面，能够为解决现实生活中因缔约问题引发的各类纠纷提供更加明确、合理的法律依据，增强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和可操作性，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强制缔约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早，理论体系相对较为成熟。在大陆法系国家，德国、法国、日本等通过一系列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对强制缔约制度进行了深入探索。德国在其《民法典》以及相关特别法中，针对公用事业、保险等领域规定了强制缔约义务，强调对公共利益和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例如，在供电、供水等公用事业领域，相关企业被要求不得无故拒绝用户的缔约请求，以确保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德国学者从法理学、民法学等多学科角度对强制缔约的理论基础、适用范围、法律后果等进行了深入剖析，形成了丰富的学术成果。法国则通过民法典和单行法的不断修订，完善强制缔约制度，注重在契约自由与社会公平之间寻求平衡，其司法实践中对强制缔约案件的裁判也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证素材。

在英美法系国家，虽然没有像大陆法系那样系统的法典化规定，但通过判例法的形式，逐渐确立了强制缔约的相关规则。例如，美国在一些涉及公共服务、反垄断等领域的案件中，法院依据公平、正义等原则，判决特定主体负有强制缔约义务。在电信服务领域，当市场上存在垄断性的电信运营商时，若其不合理拒绝为用户提供服务，法院可能会基于维护市场竞争和消费者权益的考量，强制其与用户订立合同。英美法系学者对强制缔约制度的研究侧重于从判例分析入手，探讨其在不同法律场景下的应用和发展趋势，强调法律的实用性和灵活性。

国内对强制缔约制度的研究相对较晚，早期主要是对国外相关理论和制度的引进与介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治建设的推进，国内学者开始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强制缔约制度展开深入研究。一些学者从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的关系出发，阐述强制缔约制度对维护社会公平、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的重要意义，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由于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地位不平等，单纯的契约自由可能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压迫，而强制缔约制度是对这种不平等现象的矫正，是实现契约正义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