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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赜索隐：况周颐词学“词骨”说的多维审视与现代省思

一、绪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词，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极具独特意蕴与魅力的文学样式，相较于历史悠久、早熟早慧的诗、文，虽起步较晚，却在后期发展迅猛。然而，与著作众多、体系完备、影响力广泛且占据主流地位的诗、文理论批评相比，清朝之前的词学理论批评显得零散破碎、不成体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词作与诗学。尽管词学理论在发展进程中远远落后于词学创作实践，但随着词学领域的不断拓展，词学理论批评也在逐步发展壮大。

词在宋代达到鼎盛，然而宋人词话却相对较少。词话这一形式在清代及近代才得以蓬勃发展，迎来词学的中兴。叶恭绰在《清名家词序》中提到：“盖词学滥觞于唐，滋衍于五代，极于宋而剥于明，至清乃复兴。朱陈导其流，沈厉振其波，二张周谭尊其体，王文郑朱续其绪。二百八十年中，高才辈出，异曲同工，并轨扬芬，标新领异。迄于易代，犹绮余霞。今之作者，固强半在同光宣诸名家笼罩中，斯不可不谓极盛也已。”清人张其锦也认为：“词者诗之余也，萌于唐，沿于五代，具于北宋，盛于南宋，衰于元，亡于明。我朝斯道复兴，”“词到晚清境更工”。在晚清时期，词人、词派与词论家大量涌现。就词派而言，清代词派一脉相承，又能依据词学积累与时事人心不断完善创新，形成各自的分野。蔡嵩云先生将清词派划分为三期，其中第三期的临桂词派，由王鹏运开创，成员包括郑叔问、况蕙风、朱强村等。他们秉持张皋文意内言外的宗旨，参考凌次仲、戈顺卿审音持律的学说，并加以发扬光大。该派以立意为体，词格颇高；以守律为用，词法颇严，被视为当时词学的正宗。王鹏运、况周颐、郑文焯、朱祖谋也因此被誉为“清末四大词人”。

况周颐（1859-1926），原名周仪，广西临桂（今广西桂林）人，因避宣统帝溥仪讳而改名。他字夔笙，或作葵孙，号蕙风，号玉梅词人，晚号蕙风词隐。况周颐自幼天赋异禀，有神童之称，9岁补弟子员，11岁中秀才，18岁中拔贡，21岁考中乡试举人。光绪十四年（1888年），28岁的他入京，次年援例授内阁中书，担任会典馆绘图处协修、国史馆校对等职。后以知府身份分发浙江，进入两江总督端方幕府，又被委派负责税差。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秋，南下金陵进入张之洞幕府。此后虽多次南游，但仍以北京为家，离京后则基本生活在江南。辛亥革命后，清朝灭亡，他便定居上海，直至民国十五年（1926年）病逝。况周颐自幼喜爱吟咏，12岁时创作《韶音洞》诗。之后以王拯为师，学习填词，21岁创作《存悔词》。30岁到京后，与王鹏运订交并学习填词，词风由此发生转变。他致力于词作研究长达50年，在王鹏运提出“重、拙、大”的词学观点基础上，进一步推演，并提出“自然从追逐中出”，同时还独具创见地提出了“词心”“词境”“词骨”“词径”等词学核心理论，从而构建起自己的词学体系，著有《蕙风词话》5卷及续编2卷。

在况周颐的词学体系中，“词骨”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他在其词学理论著作《蕙风词话》中指出：“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且易脱稿。”“词骨”如同人体骨骼，支撑着词的整体架构，而这种“骨力”依靠“真”来打动读者。他将“真”作为评词的重要标准，强调其是诗词创作的基础与原则，这对于纠正当时词坛的不良倾向，指导词的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况周颐词学的“词骨”说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从理解词学理论的角度来看，“词骨”说是况周颐词学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深入探究这一理论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他的词学思想，进而把握晚清词学的发展脉络与理论特色。在词学发展历程中，每个重要的理论观点都对词的创作、批评与审美产生影响，“词骨”说也不例外，它为我们理解词学的演变提供独特视角。

对于指导当下的词创作，“词骨”说有着现实价值。“真字是词骨”强调情感与景物描写的真实，这启示当代词人在创作时要注重真情实感的表达，避免无病呻吟与形式主义，以真实的情感和生动的描写打动读者，提升词作的艺术感染力与思想深度。

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层面出发，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审美价值。研究“词骨”说能够更好地挖掘词学的文化价值，传承词学的艺术传统，让古老的词学在当代社会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自况周颐所处时代至今，其词学理论尤其是“词骨”说，一直受到学界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视角和深度也在持续拓展。

从时间脉络来看，早期对况周颐词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其词话著作的整理与初步解读上。20世纪以来，随着词学研究的整体升温，况周颐词学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深入剖析其词学体系，“词骨”说作为其中独特且重要的部分，也得到了更为细致的探究。

在国内，众多学者对况周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