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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违规喝酒检讨书

2023年10月15日晚20时许，我在休假归队后的次日，违反部队关于“严禁违规饮酒”的铁规禁令，与同年兵王某某、上士李某某在营区外3公里处的“老地方”餐馆聚餐时饮用啤酒。具体经过是：当天下午17时，王某某因家中寄来家乡特产（腌制腊肉），在微信聊天群里提议“晚上一起尝尝鲜，就我们几个同年兵，不叫别人，简单聚聚”。我当时想着刚归队，和战友联络感情是好事，且自认为“就喝两瓶啤酒，不会出问题”，便没有拒绝。李某某因刚完成装备保养任务，也表示“放松一下没问题”。三人到达餐馆后，王某某点了三斤腊肉、两份炒菜，我主动提议“配点啤酒更有气氛”，于是点了6瓶500ml装的本地啤酒。期间，王某某提到老家孩子刚上幼儿园，李某某说起最近训练压力大，我则聊到休假时家里催婚的事，氛围逐渐放松，原本计划每人喝1瓶的约定被打破，最终我喝了2瓶半，王某某喝了2瓶，李某某喝了1瓶半，结账离开时已近21时30分。返回营区时，门岗哨兵发现我身上有酒气，立即报告值班干部，经核实后，连队当晚召开支委会研究处理，我也在第一时间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回顾整个过程，从接到邀约时的动摇，到点餐时的主动提议，再到饮酒量的失控，每一步都暴露了我思想上的严重滑坡。首先是纪律意识淡薄到了极点。入伍8年来，我经历过5次条令条例集中学习，参加过“禁酒令”专题教育，每次教育都强调“酒后误事、酒祸致命”，连队走廊里“一滴酒也不能碰”的警示牌更是天天见。但事发当天，我把这些都抛在了脑后，错误地认为“战友小聚不算违规”“喝啤酒不算喝酒”“晚上不查岗就不会被发现”。这种侥幸心理的背后，是对纪律的极端轻视——我把条令里“严禁任何场合、任何理由违规饮酒”的刚性要求，当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弹性规定”，把组织的信任当成了放纵的资本。

其次是军人身份认知出现了偏差。穿上军装的第一天，班长就告诉我：“军人的作风不是看训练时多勇猛，而是看八小时外是否守规矩。”这些年，我在训练中拿过连里的“训练标兵”，在比武中拿过集团军轻武器射击第三名，但在作风养成上却成了“后进生”。违规喝酒的那一刻，我忘记了自己不仅是普通青年，更是一名肩负保家卫国职责的解放军战士；忘记了军人的形象代表着军队的形象，一次酒后失态可能让群众对军人的信任感打折扣；更忘记了父母送我入伍时说的“要规规矩矩做人，别给部队丢脸”。当我带着酒气走进营门时，门岗哨兵看我的眼神里有失望，值班干部询问时的语气里有痛心，这些都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的心——我不仅辜负了组织的培养，更对不起“军人”这个神圣的称号。

再者是责任担当严重缺失。作为连队的军械员兼文书，我负责管理全连的武器装备和文件资料，岗位性质要求我必须保持高度的清醒和严谨。但违规喝酒后，我当晚回宿舍就因头晕提前休息，第二天整理装备出入库登记时，把3支步枪的编号写错了两位，要不是班长复查时发现，差点酿成装备管理事故。这让我深刻意识到：酒精不仅麻痹了我的神经，更削弱了我履行岗位职责的能力。如果我是值班员，酒后可能误判紧急情况；如果我是驾驶员，酒后可能引发车辆事故；如果我是任务突击组一员，酒后可能影响整个行动成败。这种对岗位不负责任、对战友生命安全不负责的行为，本质上是对军人使命的亵渎。

这次错误带来的危害远超我的最初想象。对个人而言，我从“训练尖子”变成了“违规典型”，年底的优秀士兵评选资格被取消，原本计划的入党积极分子考察也被暂停，个人成长进步受到严重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件事在我心里留下了一道疤——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还能被组织信任，是否还能让战友放心把后背交给我。对连队而言，我们连连续3年都是“基层建设先进单位”，因为我的错误，连队季度作风纪律评比滑到了全营倒数第二，指导员在营交班会做了检讨，连长为此熬了好几个晚上整理整改材料，全连官兵跟着我“背黑锅”，好些战友私下说“平时看他挺靠谱的，怎么能干这种糊涂事”，我听了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对部队整体风气而言，我的行为可能产生“破窗效应”——如果大家觉得“喝两瓶啤酒没事”，那么下次可能有人喝白酒，再下次可能有人酒后驾车，长此以往，“禁酒令”就会沦为一纸空文，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就会受到冲击。

痛定思痛，我必须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首先是把纪律规矩刻进骨子里。从今天起，我重新制定了学习计划：每天早饭后30分钟学习《内务条令》《纪律条令》中关于作风纪律的章节，每周向指导员汇报一次学习心得；每月整理一次全军通报的饮酒违纪案例，做成警示手册放在床头，时刻提醒自己“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其次是用严格的自我约束代替侥幸心理。我主动申请调整了周末外出计划，除非特殊情况，不再单独外出；和战友聚餐时，我会提前声明“滴酒不沾”，如果有人提议喝酒，我会第一时间制止并报告干部；手机里专门设置了“禁酒闹钟”，每天18时、20时各提醒一次“军人不碰酒，责任重如山”。

再者是用加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