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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收送礼金问题清单

违规收送礼金问题在公职人员履职、企业经营及社会交往中时有发生，其形式隐蔽性强、涉及环节复杂，不仅破坏公平公正的政治生态和市场环境，更易滋生腐败链条。以下从具体行为表现、常见场景、隐蔽手段及典型问题等维度，系统梳理当前违规收送礼金问题的主要类型及特征，为精准识别、防范和整治提供参考。

一、直接收送礼金的典型问题

直接收送礼金是最传统、最易识别的违规形式，通常表现为现金、实物等直接交付，多发生在权力寻租需求明确、双方关系“信任度”较高的场景中。

1.职务晋升与调整环节的“跑官要官”式收受

部分干部为谋求职务提拔、岗位调整，直接向有任免建议权或决定权的领导干部赠送现金、贵重礼品。例如，某单位中层干部张某为竞争部门负责人职位，在春节前携带2万元现金到分管领导王某家中“拜年”，明确表达“希望多关照”；王某收受后，在民主推荐环节为其“打招呼”，最终张某顺利晋升。此类问题中，礼金数额与岗位重要性、晋升难度直接相关，少则数千元，多则数十万元，且往往伴随“事后补送”现象（如晋升完成后再补送感谢费）。

2.项目审批与资源分配中的“办事费”索取

在工程招投标、财政资金拨付、土地指标分配等领域，部分公职人员利用审批权、监管权，直接向管理服务对象索要“辛苦费”“协调费”。某经济开发区招商局局长李某在审核某企业厂房建设项目时，以“项目材料需要优化”为由，暗示企业负责人“找专业团队帮忙”，企业领会意图后，通过李某指定的“中介”账户转账5万元，实际由李某个人支配。此类问题中，礼金常被包装为“服务费”“咨询费”，但本质是权力寻租，且多与“卡流程”“拖进度”等手段配合，迫使企业就范。

3.执法监管与行政处罚中的“消灾钱”收受

市场监管、生态环境、应急管理等部门工作人员在日常检查、执法处罚中，利用对企业违规行为的“自由裁量权”，收受企业主现金以降低处罚标准或免除处罚。某县市场监管局执法大队队员陈某在检查某食品加工厂时，发现其存在超范围经营问题，本应处以3万元罚款，却私下告知企业主“交1万元就能解决”，企业主为避免停业整顿，将1万元现金装入信封交予陈某，陈某收到后未将问题录入系统，最终仅作口头警告。此类问题中，礼金数额与违规行为的严重性呈反向关系——企业违规越严重，越急于“花钱消灾”，公职人员索贿的“筹码”越高。

4.婚丧嫁娶与家庭事宜中的“人情”变味

部分公职人员借婚丧嫁娶、子女升学、生病住院等名义，违规收受管理服务对象、下属的“人情礼金”，且金额远超当地正常礼尚往来标准。某街道办主任赵某为儿子举办婚礼，邀请辖区内20余家企业负责人参加，收受礼金共计15万元，其中单笔最高5万元；而当地普通家庭婚礼人均随礼仅500-1000元。此类问题中，公职人员常以“亲戚朋友聚会”为名掩盖实质，甚至通过亲属代收、分散收受等方式规避监管，但“礼单”中管理服务对象占比高、金额异常仍是关键特征。

二、间接收送礼金的隐蔽问题

随着监管力度加大，直接收送现金的风险升高，违规行为逐渐转向通过第三方中转、非现金支付等间接方式，隐蔽性显著增强。

1.“代持代管”式收礼

部分公职人员为规避直接收受，要求管理服务对象将礼金交予其亲属、特定关系人（如司机、秘书、情人）代持，或由“中间人”保管，待风声过后再转移。某国企总经理孙某为避免个人账户被查，要求合作供应商将“感谢费”转至其妻子名下的银行卡，妻子明知资金来源仍协助保管；更有甚者，孙某还通过“发小”李某开设的空壳公司走账，李某收取10%“管理费”后，将剩余资金转入孙某指定的海外账户。此类问题中，第三方多为与公职人员关系密切的“自己人”，资金流向复杂，需通过核查亲属社会关系、银行流水异常变动等方式识别。

2.“消费代付”式送礼

管理服务对象通过为公职人员或其亲属支付购房款、装修费、学费、旅游费等方式，变相输送利益。某建筑公司老板周某为承接某市政道路项目，得知分管城建的副区长刘某之子在国外留学后，主动提出“赞助”留学费用，先后为其支付学费、生活费共计30万元；刘某虽未直接收受现金，但通过默许亲属接受利益，实质构成受贿。此类问题中，消费内容与公职人员个人或家庭需求高度关联，且支付方与受益方无直接经济往来，需重点核查管理服务对象与公职人员亲属的资金关联。

3.“礼品卡券”式收送

购物卡、加油卡、健身卡、电子消费券等非现金券卡成为违规收送的“新宠”，因其体积小、易保存、可变现，且交易记录难以追踪。某医院药剂科主任王某在药品采购招标中，收受医药代表赠送的某商场购物卡（每张面值5000元，共10张），总额5万元；王某将购物卡用于个人消费，或转卖给“黄牛”套现。此类问题中，卡券面值多为整数（如2000元、5000元），且收送时间与项目节点（如招标前、结算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