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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饮酒存在问题及整改措施

违规饮酒问题作为作风建设的“小切口”，却折射出纪律规矩意识的“大问题”。近年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各地各部门持续深化违规吃喝问题专项整治，“酒桌歪风”得到有效遏制，但从监督检查、案件查办和巡视巡察反馈情况看，仍有少数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置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于不顾，在高压态势下顶风违纪，违规饮酒问题呈现隐蔽化、变种化特征，成为破坏政治生态、损害党群关系的“隐性毒瘤”。深入剖析问题表现、找准症结根源、强化整改落实，是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的必然要求。

一、当前违规饮酒问题的主要表现

从近年查处的典型案例看，违规饮酒问题并非简单的“喝两杯”，而是与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奢靡享乐等问题交织，具体呈现以下特征：

一是“亲清不分”型违规饮酒，破坏政商关系。部分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与管理服务对象“亲”而不“清”，借调研指导、项目审批、检查验收等时机，接受企业或私营老板安排的宴请并违规饮酒。例如，某县市场监管局执法大队队长张某在对某食品企业开展日常检查时，以“工作交流”为名，要求企业负责人安排晚餐并饮用高档白酒，席间多次暗示企业“配合工作”。此类行为表面是“联络感情”，实质是利用职务便利搞“权力变现”，既违反廉洁纪律，又助长“围猎”与“被围猎”的不良风气，严重损害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二是“顶风违纪”型违规饮酒，挑战纪律底线。尽管各级反复强调“工作日午间不得饮酒”“公务活动禁止饮酒”等规定，但仍有少数干部抱有侥幸心理，视纪律为“稻草人”。某乡镇副镇长李某在周一上午开完脱贫攻坚调度会后，以“庆祝工作推进”为由，邀约3名同事到镇外农家乐聚餐，席间饮用白酒，下午返回单位时因酒气明显被群众举报。此类问题暴露出部分干部纪律意识淡薄，把“酒桌文化”凌驾于组织纪律之上，不仅影响工作状态，更损害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形象。

三是“变着花样”型违规饮酒，手段隐蔽复杂。为规避监督，违规饮酒行为从“明”转“暗”，衍生出多种“变异形态”。有的将聚餐地点转移至单位内部食堂、私人会所或“一桌餐”场所，使用矿泉水瓶装白酒掩人耳目；有的借调研、考察之名，在基层单位或关联企业“蹭吃蹭喝”；有的以“家庭聚会”“朋友小聚”为幌子，邀请管理服务对象参与并饮酒。某市直单位处长王某以“周末家庭聚餐”名义，组织5名下属及2名企业老板在郊区农庄就餐，席间饮用企业老板提供的高档白酒，费用由企业老板支付。此类行为披上“人情往来”的外衣，实则是“酒桌圈”里的利益交换，增加了发现和查处的难度。

四是“酒后失德”型违规饮酒，引发连锁问题。酒精的麻醉作用易使人放松约束，导致酒后驾车、打架斗殴、泄露机密等衍生问题。某街道办工作人员陈某在参加同学聚会时过量饮酒，驾驶摩托车返家途中与出租车相撞，经检测酒精含量达120mg/100ml，构成危险驾驶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开除公职。此类问题不仅破坏党员干部形象，更可能造成公共安全隐患，社会影响恶劣。

二、违规饮酒问题的根源剖析

违规饮酒问题禁而未绝，表面看是个别干部“贪杯”，深层原因涉及思想、制度、监督、文化等多重因素，需从“病灶”上深挖根源。

思想认识偏差是“总开关”失守。部分干部对“酒桌文化”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将“能喝酒”等同于“有能力”“够义气”，把违规饮酒视为“小节”“惯例”。有的受传统观念影响，认为“无酒不成席”“酒桌好办事”，将公务活动与私人应酬混为一谈；有的存在“补偿心理”，认为工作辛苦“喝两杯”是“应得的福利”；还有的把违规饮酒作为拉关系、谋私利的“媒介”，将酒桌变成“权力寻租场”。思想上的“跑冒滴漏”，必然导致行为上的“脱轨越界”。

制度执行缺位是“防火墙”失效。尽管各地出台了“禁酒令”“公务接待管理办法”等制度，但部分单位存在“重制定、轻执行”问题。有的对“八小时外”监管缺乏有效手段，认为干部“下班时间喝什么酒”是“个人自由”；有的对公务接待审批、报销等环节把关不严，虚列开支、拆分账单等问题时有发生；还有的对违规饮酒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存在“家丑不外扬”“内部消化”的心态。制度执行中的“宽松软”，为违规行为提供了滋生空间。

责任落实虚化是“牛鼻子”松劲。部分党组织主体责任、纪检监察机构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有的领导干部自身要求不严，带头违规饮酒，形成“上梁不正下梁歪”的负面效应；有的对分管领域干部教育管理“走过场”，廉政谈话、警示教育流于形式；有的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失察失管，未及时“咬耳扯袖”“红脸出汗”，导致小错酿成大错。责任链条的“空转”，使得纪律约束难以传导到“神经末梢”。

监督手段滞后是“探照灯”模糊。传统监督方式依赖群众举报、突击检查等，对隐蔽性违规饮酒问题发现能力不足。部分单位公务接待信息不透明，报销凭证“只看票据、不核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