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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南州农业合作组织研究(1937—1945)

贵州省尤其是黔西南州的农业合作组织展现了农村经济重构的独特历程。在这一时期，农村经济面临深层次的挑战，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导致了资源的低效配置，农民的经济自主性普遍受限。在此背景下，农村合作组织被引入，成为集体行动和资源共享的重要平台。这些组织不仅为农民提供了融资渠道，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生产条件，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增强了农民组织意识。然而，伴随信贷风险的上升、地方权威的干预，以及资源的不足，这些组织在实际运营中遭遇了诸多困难。通过审视这一发展阶段，可以深入理解农村合作组织如何在历史变迁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为促进现代农村经济体制的建设提供借鉴。

一、贵州的农业合作组织情况

（一）1937年前贵州农业合作组织情况

1937年以前，贵州在西南地区当中，农业经济发展非常落后。贵州省的农业基础十分脆弱，很多地方仍然保留着旧的刀耕火种的农业经济模式。“农民贫苦，既无大资本，复无新知识，肥料农具，耕薅所需，纯系旧式”。在十分低效的农业经济模式下，再加上贵州长期军阀混战、盘剥压榨农村劳动群众，导致“农村破产，民不聊生”。农村缺乏相应的合作组织，所以人们一般通过钱庄一类的旧式金融组织进行贷款，来维持他们自身的农业生产，但是高利贷的剥削，常常让农民的生活雪上加霜，据统计，1935年贵州省农村中负债没有还款的农户的比例为51%，交不起租的佃农占27%，抵押土地的农民为43%[1]。1935年，无地及少地的农民占到贵州全省的69%；1911年，无地以及少地的农民占到贵州全省的57%。

贵州农民没有相关的资金用于农业生产，他们所使用的农业工具十分落后，缺乏关于农业相关方面的新知识。在很长一段时间贵州的农民处于十分危急的境况，贵州农村需要一种经济改革体制来进行相应的恢复。1935年，贵州政权开始进行“中央化”，蒋介石开始派遣薛岳、吴忠信等国民党中央大员，开始加强对整个贵州农村合作化组织的建设。在同年7月，创办了“贵州农村合作委员会”。1936年，贵州国民党政府又颁布了《各县农村合作事业促进会组织通则》，制订民国25～30年在全省分批建立合作社计划。从此贵州省农村合作组织开始相继建立与发展。

（二）1937年以后贵州农业合作组织情况

1937年以后，国民政府为了保护生产和继续抗战的需要，开始进行战略上的西迁，东边的工厂和机构开始大量的西移，为整个贵州带来了大量的人口，1943年贵州的人口总数为2077万人，比1937年贵州人口总数多了55万人，给贵州省的粮食产业造成了巨大的负担。随着旷日持久的战争，国民党军队对粮食的需求量与日俱增。还有国民政府在1939年10月5日四联总处第3次理事会上确定下了《关于完成西南西北金融网的决议》，强调主要的任务在于“活泼内地金融，开发后方生产”。在这一系列的因素共同作用下，贵州省的农业合作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进行大量的发展。在合作社方面，截至1944年，贵州省拥有11101个合作社，排在西南地区的第二位，占西南地区总合作社的48.9%。在县合作金库方面，贵州拥有52库，排西南地区第二位，占西南地区县合作金库的27.9%。从这些农村组织合作社的组织数量，能看出抗战时期贵州农村合作组织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贵州合作组织的数量增加，完善了整个贵州的农村基层经济组织，农村中的农户，可以更多从基层合作组织中寻求合作，来确保他们在农业生产当中的生产工具、生产资料和生产资金的稳定。这样贵州农村经济在抗战时期的农业合作化下，逐渐趋于合理化，为整个贵州农村经济带来活力，有效地支援了抗战的发展[2]。

二、黔西南州农业合作组织情况

（一）1937年以后的黔西南合作社情况

虽然国民党中央在早期就结束了贵州的军阀统治，开始对整个贵州农村的合作组织进行相应的整顿，以求恢复贵州的农村经济，从而改变贵州经济落后和残破的现象。但是国民党早期的农村合作整顿，由于控制力量和资金有限，而且当时国民党中央只是为了削弱中央红军在整个贵州的农村的影响，来强化其对整个贵州农村的经济统治，所以当时贵州的农村合作运动只在少数几个地区之间发展。1936年贵州省农村委员会发放“匪灾”救济贷款，在整个黔西的8个县建立了预备合作社；同年中国农民银行在贵阳郊区建立了28个合作社。这是贵州最早的一批合作社组织。此时的黔西南还没有成立合作社，农村经济当中还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农业生产十分落后，严重影响了农村生产力和农业产量的发展。黔西南的农村合作社的发展是由于贵州严重的自然灾害，1937年贵州地区出现了大量的旱灾，严重的旱灾情形给整个黔西南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农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国民党中央需要对整个黔西南地区的农业结构进行变动，通过变动黔西南的农业结构推动该地区农业经济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