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立法中抽象危险犯的审视与规制：平衡安全与自由的法哲学探寻.docxVIP

反恐立法中抽象危险犯的审视与规制：平衡安全与自由的法哲学探寻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当今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时代，恐怖主义犯罪已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最为严峻的安全挑战之一。从2001年美国“9?11”事件，到2015年法国巴黎系列恐怖袭击，再到近年来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这些惨痛的悲剧不仅无情地夺走了大量无辜民众的生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财产损失，更在民众心中种下了恐惧的种子，对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安宁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恐怖主义犯罪通过暴力、破坏、恐吓等极端手段，肆意践踏基本人权，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妄图以此来实现其极端的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目的。

与传统犯罪相比，恐怖主义犯罪具有鲜明的特性。其组织化程度极高，恐怖组织内部结构严密，分工精细，具备强大的动员和行动能力；犯罪手段极其残忍，常常采用爆炸、枪击、绑架等血腥暴力方式，造成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和社会恐慌；犯罪目标具有广泛的不确定性，涵盖公共场所、政府机构、平民设施等各个领域，旨在对整个社会秩序发起冲击。这些特性使得恐怖主义犯罪的危害后果远远超出了普通犯罪，它不仅直接威胁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对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以及国际形象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面对恐怖主义犯罪日益猖獗的严峻形势，世界各国纷纷加强反恐立法，积极构建和完善反恐法律体系，以应对这一全球性的安全威胁。在反恐立法的进程中，抽象危险犯模式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选择。所谓抽象危险犯，是指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刑法所规定的特定行为，就直接推定其具有侵害法益的抽象危险，无需司法机关对具体的危险状态进行逐一判断和证明。这种立法模式的核心在于，将刑法的打击防线提前，从事后惩治转变为事前预防，力求在恐怖主义犯罪的萌芽阶段就予以遏制，防止其发展成现实的危害。

在反恐领域采用抽象危险犯模式，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恐怖主义犯罪的策划和实施过程往往高度隐蔽，恐怖组织通常在暗处精心筹备，一旦时机成熟便发动突然袭击，留给执法机关的反应时间极短。等到危害结果发生后再进行惩治，往往为时已晚，无法挽回已经造成的巨大损失。抽象危险犯模式能够使执法机关在恐怖主义犯罪的预备阶段或早期阶段就采取行动，及时制止犯罪行为的进一步发展，从而有效降低恐怖主义犯罪发生的风险。恐怖主义犯罪一旦得逞，其造成的社会恐慌和公众心理创伤将长期存在，对社会的稳定和正常运转产生严重的冲击。通过设立抽象危险犯，对具有潜在恐怖主义危险的行为进行提前打击，能够向社会传递明确的信号，彰显国家坚决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和力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公众的恐慌情绪，增强社会的安全感。从国际反恐合作的角度来看，采用抽象危险犯模式也有助于我国与国际社会接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全球性威胁，提升我国在国际反恐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

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抽象危险犯模式在反恐立法中的应用并非毫无争议。一方面，由于抽象危险犯无需证明具体的危险状态，存在着被滥用的风险，可能导致刑法的打击范围过度扩张，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如何准确界定抽象危险犯的构成要件，确保其在司法实践中的正确适用，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如果界定标准不明确，就容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影响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在反恐立法中深入研究抽象危险犯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从理论层面来看，深入剖析抽象危险犯的基本理论，如抽象危险的本质、认定标准、与法益保护的关系等，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刑法学的理论体系，为反恐刑法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探讨抽象危险犯在反恐立法中的适用原则、界限以及与其他相关法律制度的协调配合，能够进一步深化对刑法立法技术和司法实践的认识，推动刑法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从实践层面来看，通过对我国现行反恐立法中抽象危险犯规定的梳理和分析，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有助于提高我国反恐立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为反恐执法和司法工作提供更加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这不仅能够增强我国反恐工作的实效性，有效打击恐怖主义犯罪，还能够在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实现反恐与法治的有机统一。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随着恐怖主义活动的日益猖獗，反恐立法中抽象危险犯的研究受到了广泛关注。美国在“9?11”事件后，迅速通过了一系列反恐法案，其中对抽象危险犯的规定进行了大幅调整。学者们围绕这些法案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一部分学者认为，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模式能够有效预防恐怖主义犯罪，提前对潜在的恐怖活动进行打击，从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美国学者波斯纳在其著作《并非自杀契约：国家紧急状态时期的宪法》中指出，在恐怖主义威胁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适当扩大刑法的打击范围，采用抽象危险犯模式是必要的，这有助于在恐怖主义犯罪尚未造成实际危害之前就将其遏制。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