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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经济与军事关系

引言

在我国北方草原与农耕文明的交汇地带，曾崛起过一个影响深远的草原王朝——辽（916-1125年）。这个由契丹族建立的政权，以”东朝高丽，西臣夏国，南子石晋而兄弟赵宋”的姿态雄踞东北亚二百余年。若要揭开辽代强盛的密码，经济与军事的互动关系是绕不开的关键。从契丹部民”秋冬违寒，春夏避暑”的游牧生计，到辽军”铁鹞子”骑兵的纵横草原；从潢水之畔的官营牧场，到宋辽边境的榷场贸易，经济与军事如同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共同托举起这个”草原帝国”的兴衰起伏。本文将以专业视角，沿着辽代历史的脉络，深入剖析这对核心关系的内在逻辑。

一、辽代经济的多元结构：军事力量的物质根基

（一）游牧经济：军事的”血液”来源

契丹族本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游牧经济始终是辽代经济的底色。据《辽史·食货志》记载，契丹人牧养的牲畜以马、牛、羊为主，其中马的地位尤为特殊——它既是生产工具，更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辽代官营牧场分布极广，潢水（今西拉木伦河）、土河（今老哈河）流域的”群牧使司”辖地水草丰美，史载”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这些牧场不仅为皇室提供御马，更承担着为军队输送战马的重任。道宗时期，仅漠南地区的官牧场就存栏战马二十余万匹，相当于当时辽军总兵力的两倍有余。

除了官牧，民间牧业同样兴盛。契丹各部族”家有马千匹者，鲜不百也”，普通牧民的马群规模常以百计数。这种”全民养马”的传统，使得辽军征发时”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皆籍为兵，器甲鞍马自备”成为可能。可以说，游牧经济为辽军提供了最基础的”移动能力”，没有充足的战马储备，辽代”骑兵为主”的军事体系根本无从建立。

（二）农耕经济：军事的”粮草仓库”

随着辽太祖阿保机南征北战，大量汉民被迁入辽境，辽代的农耕经济逐渐发展起来。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周边的”插花田”，是辽代主要的农耕区。这些区域”地沃宜种植，水草便畜牧”，汉人、渤海人带来的牛耕技术与契丹的游牧传统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半农半牧”经济模式。

据考古发现，辽代上京遗址出土的铁犁铧、耧车等农具，与中原同期器物几无差别，说明其农业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辽史·地理志》载，圣宗时期”沿边各置屯田戍兵，易田积谷以给军饷”，仅燕云地区的军屯就”岁收稻粟数十万斛”。这些粮食不仅满足了边境驻军的需求，更在灾年起到”以农补牧”的作用——比如统和四年（986年）辽宋战争期间，南京（今北京）地区的仓储粮就支撑了十万大军三个月的消耗。可以说，农耕经济为辽军提供了稳定的”能量补给”，是其维持长期战争能力的关键。

（三）手工业与商业：军事的”技术引擎”

辽代的手工业以服务军事为导向，冶铁、制陶、纺织三大门类尤为突出。冶铁业集中于东京道（今辽宁辽阳）和上京道，考古发现的赤峰铁营子遗址，炉渣堆积厚达2米，说明当时已具备批量生产能力。辽军装备的”铁鹞子”重甲骑兵，其铠甲”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不可入”，正是得益于先进的冶铁技术。制陶业则以”辽三彩”闻名，但更重要的是大量生产的行军陶罐，这些容量统一、便于携带的容器，是军队后勤的标准配置。

商业方面，辽代通过”榷场贸易”与宋、西夏、高丽保持着密切联系。与宋的雄州（今河北雄县）、霸州（今河北霸州）榷场，每年交易规模达百万贯，输入的丝绢、茶叶虽非军事物资，却通过”以商养军”的方式充实了国库——辽廷对榷场征收20%的商税，这些收入的60%被用于购买军粮和兵器。更值得注意的是，辽代通过控制”草原丝绸之路”，将中亚的良马、波斯的金银器引入境内，间接提升了军队的装备水平。可以说，手工业与商业为辽军提供了”技术升级”的动力，是其保持军事优势的重要支撑。

二、辽代军事体系的特征：经济基础的制度映射

（一）部族军：游牧经济的”军事化身”

辽代的核心军事力量是部族军，这是游牧经济在军事制度上的直接体现。契丹共分20部，每部设”节度使”统辖，平时”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部族军的编制完全依托游牧生产单位：每10户为1”弥里”（相当于生产小组），每10弥里为1”石烈”（相当于生产大队），战时则”每石烈征马四十匹，人一骑”，直接转化为军事单位。这种”兵民合一”的制度，使得辽军能够”因牧而兵”，最大限度地利用游牧经济的灵活性——比如天赞二年（923年）阿保机征渤海，从下诏到集结十万部族军，仅用了20天时间，这种动员效率正是基于游牧经济的组织基础。

（二）汉军与宫卫骑军：农耕经济的”军事延伸”

随着农耕区的扩大，辽代逐渐建立起汉军和宫卫骑军两支”专业化”军事力量。汉军主要由燕云地区的汉民组成，“铠甲、旗鼓、戈戟皆如汉制”，负责镇守城池、屯田戍边。这些士兵平时耕作，战时为兵，其编制与中原”府兵制”相似，本质上是农耕经济”固定生产”特点的军事投射。比如南京道的汉军，每人授田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