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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大序》窥探西汉文学批评的特质与演进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西汉时期，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文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形式丰富多样，诗、赋、散文等蓬勃发展，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土壤。同时，学术文化繁荣，文史哲逐渐独立，对文学的认识不断深化，“文章”概念更趋近于现代“文学”，有力推动了文学批评的发展。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深刻影响了文学批评的走向，使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文化内涵。

《诗大序》作为西汉文学批评的关键成果，是先秦及汉初儒家诗歌理论的总结性著作，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意义非凡。它上承先秦儒家文艺思想，下启后世传统诗论重要原则，对诗歌的性质、内容、体裁分类、艺术表现手法、社会作用等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阐述，构建起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诗歌与政治、时代的紧密关系，到“诗言志”“发乎情，止乎礼义”等核心观点，再到“六义”说对诗歌分类和表现手法的开创性归纳，《诗大序》为后世文学批评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影响贯穿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程，成为理解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和批评传统的重要基石。深入研究《诗大序》，有助于揭示西汉文学批评的丰富内涵与独特价值，把握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发展的脉络和规律，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深厚的历史文化滋养和理论借鉴。

1.2研究现状综述

学界对《诗大序》的研究成果丰硕，涉及作者、创作年代、思想内涵、历史影响等多个方面。在作者和创作年代的考证上，自汉代郑玄《诗谱》提出《诗大序》为子夏所作后，历代学者观点各异。朱熹、郑樵等宋明理学家对此提出争议，清代乾嘉学派恢复“汉学”经学传统，对《诗大序》赞誉有加。近现代学者梁启超、鲁迅等依据《后汉书?儒林传》，主张“卫宏作序说”；而夏传才、郭绍虞等认为其成于秦汉以来众儒家学者之手，更符合当时学术发展特点，从文本的思想内容庞杂、结构杂乱、语言良莠不齐等方面，均可看出其非一人一时之作。

在思想内涵的剖析上，学者们聚焦于《诗大序》的诗歌理论。“诗言志”理论被广泛探讨，刘茜在《先秦礼乐文化与〈诗大序〉“诗言志”再阐释》中指出，《诗大序》通常被视为我国诗歌创作理论由“诗言志”向“诗缘情”转化的重要开端，但联系先秦礼乐文化语境审视，此说是对《尚书?尧典》及《诗大序》“诗言志”理论的断章取义与主观附会。《诗大序》所言之“诗”，指宫廷礼仪活动中雅乐的一种表现形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情”，指的是伦理道德情感而非自然情感。董芬在《诗大序主要诗论观点综述》里分析认为，《诗大序》强调诗歌创作要合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阐述了诗歌言志抒情的特点，情志说的提出对后来的文学批评发展影响深远；同时强调诗歌“美刺”“讽谏”的社会功能，以及诗歌与政治、时代的紧密关系，还提出了“六义”说，对诗歌的分类和表现手法进行了开创性归纳。

关于西汉文学批评的研究，学者们关注其整体发展脉络以及与时代背景的关联。傅刚在《汉魏六朝文学批评的性质和特征》中提出，西汉时期“文人的写作”开始产生，西汉的文学批评与先秦有本质区别，西汉人的文章写作活动以及对文章写作价值的认识，都在为文学的自觉作准备。汉代文学批评中所反映的文学思想，与汉代哲学、政治思想的发展密切相关，西汉前期道家思想在文学批评中影响较多，中期以后儒家思想成为正统，对文学批评产生重大影响，如《礼记?乐记》《经解》等篇体现的儒家文艺观点，以及《诗大序》为代表的儒家诗论。

然而，已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在《诗大序》的研究中，对于其文本内部逻辑的梳理尚显薄弱，对其在西汉特定文化语境下的生成机制探究不够深入。在西汉文学批评的研究方面，对不同文学批评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缺乏系统性分析，且较少将《诗大序》与西汉其他文学批评成果进行综合比较研究。本文旨在深入挖掘《诗大序》在西汉文学批评中的独特价值，通过对其文本的细致解读，结合西汉的政治、文化背景，探讨《诗大序》与西汉文学批评整体发展的内在关联，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以期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在研究过程中，本文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力求全面、深入地剖析《诗大序》与西汉文学批评。

文献分析法是本文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通过广泛查阅和梳理大量的古代文献，包括《诗大序》文本、汉代的经学著作、史书以及其他相关文学批评资料，如《礼记?乐记》《汉书》《后汉书》等，对其中涉及《诗大序》和西汉文学批评的内容进行细致解读和分析，以获取第一手资料，为研究提供坚实的文献基础。同时，参考近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夏传才、郭绍虞、傅刚等学者对《诗大序》及西汉文学批评的论述，吸收学界的前沿观点，拓宽研究视野，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全面性。

历史分析法也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