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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特丹规则》单证托运人制度：剖析及对FOB我国卖方的多维影响探究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贸易发展迅猛，全球贸易额持续攀升。海运凭借其运量大、成本低等优势，成为国际贸易中最主要的运输方式，承担了全球约80%以上的货物运输量。在国际贸易术语中，FOB（FreeonBoard）是使用较为广泛的一种，据相关统计，在我国的出口贸易中，约有30%-40%采用FOB术语成交。在FOB贸易条件下，我国卖方负责将货物在指定装运港交到买方指定的船上，完成交货义务。

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领域，长期存在《海牙规则》《海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三个公约并存的局面。《海牙规则》于1924年制定，它确定了承运人的最低限度义务和责任，奠定了国际海运法律的基础，但在免责条款方面对承运人较为有利，例如承运人享有航海过失免责和火灾过失免责等权利。《海牙-维斯比规则》在1968年对《海牙规则》进行修订，主要是提高了承运人的赔偿责任限额，并明确了提单对善意受让人是最终证据等规定。《汉堡规则》1978年诞生，它加重了承运人的责任，采用完全过失责任制，取消了航海过失免责等规定。然而，这三个公约的并存导致国际海运法律缺乏统一性，不同国家和地区依据不同公约处理海运纠纷，增加了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和法律风险。

随着国际贸易和航运业的发展，集装箱多式联运成为主流运输方式，“门到门”运输需求日益增长，而传统的海运公约已无法适应这种变化。为了解决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律不统一的问题，适应新的运输实践需求，国际社会经过多年努力，于2008年12月11日由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全程或者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并于2009年9月23日在荷兰鹿特丹举行签字仪式，因此该公约被称为《鹿特丹规则》。

《鹿特丹规则》是国际海运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它在很多方面对传统海运规则进行了创新和变革。其中，单证托运人制度作为《鹿特丹规则》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国际贸易尤其是FOB贸易中的各方权利义务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作为贸易大国，在FOB贸易中，我国卖方的地位和权益受《鹿特丹规则》单证托运人制度的影响显著。深入研究《鹿特丹规则》单证托运人制度及对FOB我国卖方的影响，不仅有助于我国卖方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该规则，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降低贸易风险；还能为我国相关立法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促进我国海运业和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因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学者们对《鹿特丹规则》的研究起步较早，涵盖多个方面。部分学者聚焦于规则本身的条款解析，如英国学者AdrianB.Schofield在其著作中详细分析了《鹿特丹规则》各条款的含义、目的以及与其他海运公约的差异，对单证托运人制度也有涉及，从国际航运惯例和法律逻辑角度阐述了单证托运人制度设立的必要性，认为这一制度适应了现代国际货物运输中托运人主体多元化的趋势，有助于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关系。美国学者JohnF.Wilson则通过对大量实际案例的研究，探讨了《鹿特丹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在单证托运人相关案例分析中，指出在FOB贸易下，当出现货物损失或运输纠纷时，单证托运人依据规则所承担的责任和享有的权利在不同司法管辖区存在理解和执行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导致贸易风险的不确定性。

在国内，对《鹿特丹规则》的研究近年来逐渐增多。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鹿特丹规则》进行剖析，包括对我国海运业和贸易的影响、与我国现行法律的衔接等。例如，大连海事大学的司玉琢教授在《鹿特丹规则研究》一书中，系统全面地研究了《鹿特丹规则》，从我国航运大国和贸易大国的角度出发，分析了该规则对我国海运和贸易的利弊，其中关于单证托运人制度对我国FOB卖方的影响部分，从卖方在贸易中的地位转变、权利保障等方面进行探讨，指出单证托运人制度使我国FOB卖方在某些情况下能够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但也面临一些新的义务和风险。上海海事大学的郭萍教授通过对比分析《鹿特丹规则》与我国《海商法》，研究了单证托运人制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下的适用性，提出我国在借鉴该制度时需考虑与国内现有法律框架的协调，避免法律冲突，同时指出目前我国FOB卖方在实践中对单证托运人制度的认识和应用存在不足。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鹿特丹规则》单证托运人制度及对FOB贸易的影响已有一定研究，但仍存在一些研究空白。一方面，从动态视角研究单证托运人制度在不同贸易环境和市场变化下对FOB我国卖方影响的文献较少，未能充分考虑到国际贸易形势的快速变化以及各国政策调整等因素对该制度实施效果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如何具体构建我国相关法律制度以更好地适应《鹿特丹规则》单证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