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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确权纠纷

一、引言：一块宅基地，半世乡土情

在我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每一处青瓦白墙的院落、每一方用篱笆围起的菜园，都承载着农民最朴素的生存依托与情感寄托。宅基地作为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不仅是遮风挡雨的物理空间，更是家族传承的精神符号——爷爷在院角种的老枣树，母亲在墙根晒的玉米串，孩子在门槛上刻的身高印，都深深烙在宅基地的肌理里。

近年来，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深化、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这本是为农民”定分止争”的好事，却因历史遗留问题、政策变迁、利益格局调整等因素，催生出各类纠纷：老兄弟为祖宅”红本”争得面红耳赤，外嫁女因户籍迁出被剥夺继承权，村集体以”一户一宅”为由强行收回闲置老宅……这些纠纷看似是”房子的事”，实则交织着法律与习俗的碰撞、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个体权益与集体利益的平衡。本文将沿着”纠纷类型-成因剖析-解决路径-案例启示”的脉络，带您走进农村宅基地确权的”江湖”。

二、纠纷图谱：常见类型与矛盾焦点

（一）“一户多宅”引发的权属争议

“咱们村老李家，老大分家时在村东头盖了新房，老二结婚后和父母挤在老宅，后来父母去世，老大说老宅该归自己，老二说自己一直住着该继承。现在确权登记，两家为’红本’争得要上法庭。”这是笔者在某村走访时听到的真实故事。所谓”一户多宅”，是指同一农户家庭名下拥有两处或以上宅基地的情况，这与《土地管理法》规定的”一户一宅”原则直接冲突。

现实中，“一户多宅”的形成原因五花八门：有的是子女成年后分户新建住房，但老宅基地未依法收回；有的是通过继承、赠与取得其他农户的宅基地；还有的是历史上因村集体规划调整，农户被动获得多处宅基地。这些”多出来”的宅子在确权时面临两难：完全收回可能损害农民财产权益，承认其合法性又违背政策初衷。更棘手的是，部分农户为规避”一户一宅”限制，通过虚假分户、私下买卖等方式获取宅基地，进一步激化矛盾。

（二）面积超标导致的产权模糊

“我家老宅是爷爷那辈盖的，那时候村里没人管面积，前后院加起来有三分多地。现在确权说只能登记两分半，多出来的部分算违建？这房梁还是我爸当年亲手砍的木头呢！”王大爷的困惑代表了许多农民的心声。根据《土地管理法》，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如某省规定平原地区每户不超过200平方米），但历史上由于缺乏严格的规划管理，许多老宅面积远超现行标准。

面积超标的纠纷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超标部分能否确权登记？二是超标部分的处置方式（如收费、收回或保留但不确权）是否合理？农民普遍认为”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面积超标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不应由自己”埋单”；而基层干部则强调”政策要统一执行”，否则难以遏制新增超标现象。这种”情理”与”法理”的碰撞，往往成为确权过程中的”火药桶”。

（三）继承与赠与引发的权属争议

“我闺女嫁去外村十年了，户口也迁走了，现在老宅确权她回来要分房，哪有嫁出去的闺女回娘家争产的道理？”李大叔的话反映了农村传统观念与法律规定的冲突。根据《民法典》，宅基地使用权虽不能单独继承，但地上房屋作为合法财产可以继承，“地随房走”原则下，继承人可通过继承房屋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然而在农村，“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儿子才是传后人”等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外嫁女、入赘女婿等群体的继承权常被忽视。

此外，赠与纠纷也日益增多。部分老人为避免子女争产，提前将宅基地赠与某一子女，但未办理合法手续；或赠与后因赡养问题反悔，要求撤销赠与。由于宅基地使用权的赠与受”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等限制，一旦涉及跨村赠与或非亲属赠与，很容易因违反法律规定被认定为无效，引发连环纠纷。

（四）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产权模糊

“这房子是1980年村里批给我家的，当时的支书还写了张纸条当’凭证’，现在确权说没档案记录，不能登记？”赵大娘的遭遇折射出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杂性。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农村宅基地审批程序不规范，存在”口头批准”“手写证明”“未签协议”等情况，部分宅基地甚至未纳入土地台账管理。随着时间推移，当年的”知情人”陆续离世，审批材料遗失，导致产权界定缺乏有效依据。

还有一类特殊情况是”空心村”宅基地。随着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许多村庄出现”人走房空”现象，部分老宅因年久失修坍塌，宅基地被村集体收回或重新分配。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收回程序和补偿标准，原使用权人常以”房子虽塌但宅基地是我的”为由主张权利，与村集体产生矛盾。

三、成因剖析：政策、管理与观念的三重交织

（一）法律政策的”时间差”与”模糊区”

我国宅基地管理制度经历了从”宽松”到”严格”的演变：上世纪50年代允许宅基地自由买卖；80年代确立”一户一宅”原则；2004年禁止城镇居民购买宅基地；2020年新《土地管理法》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流转。这种政策的阶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