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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届湖南省长沙市一中高三一模语文试题

一、非连续性文本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苏辙晚年卜居颍昌，作为元祐旧党独自生存于党禁环境之中，寻求内心的安宁，但又并未真正远离朝政。在矛盾心境中，苏辙愈加体悟颜子的处世观念，追求孔颜之乐，追求内心真正的自适与自足，将生命的价值建立在对“无假于外”的人生道德境界的追求中。

苏辙于少年读书时便对颜子“箪食瓢饮”之乐有所思索，但涉世尚浅，不能理解颜子以贫苦为乐的缘由。元丰年间坐苏轼乌台诗案谪居筠州，对此有了进一步领悟：颜子并非主动追求以贫贱为乐，而是内心之乐使自己无论身处何方都能安然自适，这与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相通。因内心自足，故不以简朴的生活为忧，而乐在其中，超越人生之有限。苏辙将这种境界表述为“无假于外”：盖古之君子不用于世，必寄于物以自遣。阮籍以酒，嵇康以琴，阮无酒，嵇无琴，则其食草木而友麋鹿有不安者矣。独颜氏子饮水啜菽，居于陋巷，无假于外而不改其乐，此孔子所以叹其不可及也。

苏辙晚年对孔颜之乐的追求，与他的卜居心境关联密切。苏辙曾官至尚书右丞，元祐期间，他的政见朝廷多有采纳，政绩突出，可以说，政治生活是他一生的重心。而至晚年，作为元祐党人，苏辙言：“盖予之遭遇者再，皆古人所希有，然其间与世俗相从，事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少年喜文章，中年慕功名。自从落江湖，一意事养生。’在他七十三岁所作《管幼安画赞并引》中，苏辙赞赏“功业不加于人”的管幼安“处乱而能全”“知时”，认为这样的人是“天之逸民”。

因此，苏辙晚年对孔颜之乐的思索与体悟实际是卜居心境中的一种调适方式。在《论语拾遗》中，苏辙对“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一则进行阐释：其他学生或日往或月往，唯有颜子能够做到“三月不违仁”，虽未至于终身不违仁，若颜子无死，必能达至终身不违仁的境界；既以仁为家，所以欲仁而仁斯至，寓居于仁，自然无假于外。苏辙追求的精神境界正是如此。这即是苏辙晚年在特殊生存环境下建构人生价值的方式。

此外，苏辙晚年对孔颜之乐的追求形诸人格，见诸文章，便有与之相符的独特文风。苏辙晚年文风渐趋平淡，弱化了形式之雕琢，正是因为他追求人格修养，注重内在的自足之乐，以文章之精神为先。正如苏轼所言，“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融七彩于一白的文风是苏辙心灵自足状态与豪华落尽见真醇的人生审美境界的体现。

（摘编自杨一泓《苏辙晚年卜居心境与价值追求》）

材料二

文章紧扣“快哉”二字，描写了自然形胜之“快哉”，渔夫樵父之“快哉”，流风遗迹之“快哉”。然而，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来自外部的诱惑或刺激，而不是求诸内在心灵的感触，因此只能“称快世俗”。在苏辙看来，超越世俗、值得珍视、得以永久的“快哉”，应来自人的内在意趣。“快哉”一词源于战国宋玉的《风赋》。据说楚国大夫宋玉等人，随从顷襄王游宫中苑囿兰台，清风吹来，顷襄王敞开衣襟说“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耶？”话音刚落，宋玉就旁敲侧击道：“此独大王之雄风耳，庶人安得共之！”

苏辙在文中记叙了宋玉的《风赋》，并重新解读加以引申。他认为，宋玉借风为喻，想要说明风无雌雄之异，而人有遇不遇之变。人生的“快”与“不快”，源于遭际的“遇”与“不遇”，所以宋玉将“风”区分为“大王之雄风”与“庶民之雌风”。“风”原本是客观的存在，无所谓贫富、贵贱，但人们因境遇不同，对“风”的主观感受不同，做出了不同评价。

否定了宋玉“遇”则“快”、“不遇”则“不快”的说法后，苏辙进而申说全文的主旨：“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这两句话借用假设语句来表达因果关系。读书人之所以能做到“何适而非快”，是因为“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而之所以能做到“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是因为“其中”“自得”。苏辙深明“自得”“坦然”“快哉”之间的因果关系，能做到“何适而非快”，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中”已然“自得”。

因此，在文中，苏辙视“谪居齐安，即其庐之西南为亭”的张梦得不因穷达而患得患失为“自得”，视其“自放山水之间”为“坦然”，视其“濯长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云，穷耳目之胜”为“自适”。正因如此，张梦得才有了充溢身心的“快哉”！张梦得的这种精神状态，犹如苏轼在黄州，“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所以苏轼以“快哉”命名此亭；亦犹如苏辙在筠州，因为他知道：“盖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

以超然的态度对待功名利禄、得丧穷通，使生命得以自由释放，在自然与社会中体验生命的意义，在追求人格、道德完善的同时，获得一种情感的满足和美的愉悦。在现代社会里，苏辙《黄州快哉亭记》所昭示的这种“自得”精神，对我们应该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