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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紧箍咒”：农民资金互助社的异化迷局

一、引言

在农村金融体系中，农民资金互助社作为一种重要的合作金融组织，自诞生以来便肩负着服务“三农”、缓解农民融资困境的重任。它扎根于农村社区，以社员间的互助合作为基础，旨在为广大农民提供便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自2007年银监会颁布农村金融新政，农村资金互助社应运而生，因其内生于农村社区的特性，为农村金融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支持农户创业、改善生活条件和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近年来农民资金互助社在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异化现象。一些互助社逐渐偏离了其原本的合作金融宗旨，运营模式和业务方向发生了显著变化，如违规高息揽储放贷、资金外流、服务对象非农化等，不仅削弱了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也给社员的资金安全带来了潜在风险。以2012年江苏连云港灌南县4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为例，其突然停业，导致村民约2500户上亿元存款下落不明；同年江苏射阳县陈洋镇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也出现4000多万元资金挤兑现象。这些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凸显了农民资金互助社异化问题的严重性。

资本控制在这一异化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在农民资金互助社中，资本的集中与控制程度对其运营和发展有着深远影响。核心社员凭借其较大的资本投入，往往在互助社的决策、管理和利益分配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这种资本控制可能引发一系列问题，进而导致互助社的异化。从委托代理理论来看，核心社员与普通社员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利益目标差异，核心社员可能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害普通社员的利益，使互助社的运营偏离为社员服务的初衷。在实际运营中，部分互助社被少数核心社员控制，出现了信贷分配不公、盈余分配不合理等现象，这些都与互助社的合作金融本质背道而驰。深入研究资本控制对农民资金互助社异化程度的影响，对于揭示互助社异化的内在机制，促进其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概念与理论基石

（一）关键概念界定

农民资金互助社作为农村合作金融的重要形式，是指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由乡（镇）、行政村农民和农村小企业自愿入股组成，为社员提供存款、贷款、结算等业务的社区互助性银行业金融机构。它以服务社员为宗旨，实行社员民主管理，谋求社员共同利益，是独立的法人，对社员股金、积累及合法取得的其他资产所形成的法人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并以上述财产对债务承担责任。其资金主要来源于社员入股资金，服务对象也主要是社员及农村小企业，通过社员间的资金互助，解决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资金短缺问题，具有明显的社区性和互助性特征。

异化在农民资金互助社的语境下，指的是互助社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偏离其原本的合作金融宗旨和目标，失去了应有的属性和特征。这种偏离表现为多方面，如经营目标从为社员提供低成本金融服务转变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服务对象不再局限于社员和“三农”领域，出现资金外流和服务非农化现象；运营模式从民主管理、互助合作演变为被少数人控制，缺乏透明度和公正性。这些异化现象不仅违背了互助社设立的初衷，也对农村金融秩序和农民利益造成了损害。

资本控制在农民资金互助社中，是指通过股权等方式对互助社的财务和经营决策进行掌控。控股方凭借其持有的股份，在互助社的重大事项决策、管理人员任免、利润分配等方面拥有主导权，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在一些农民资金互助社中，核心社员或外部投资者通过持有较大比例的股份，控制了互助社的运营方向，使其决策可能更多地考虑自身利益，而非全体社员的利益，进而引发互助社的异化。

（二）理论基础剖析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其所处环境中的资源，组织必须不断地与外部环境进行资源交换，以获取生存和发展所需的资源。农民资金互助社作为农村金融组织，在运营过程中依赖多种资源，如资金、政策支持、人力资源等。它依赖社员的入股资金来开展业务，也依赖政府的政策支持来规范发展。同时，高素质的管理人员和专业的金融人才也是互助社良好运营的关键资源。当互助社对某些资源的依赖程度较高时，这些资源的提供者可能会对互助社的决策和运营产生影响。如果互助社过度依赖外部投资者的资金，那么外部投资者可能会凭借其资金优势，在互助社的决策中施加影响，导致互助社的运营方向发生改变，甚至出现异化现象。

委托代理理论主要研究在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对代理人实行有效的激励。在农民资金互助社中，社员是委托人，互助社的管理者是代理人。社员将资金投入互助社，并委托管理者进行运营管理，期望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和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然而，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代理人可能掌握更多关于互助社运营的信息，而委托人难以全面了解代理人的行为和决策过程。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