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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有效制衡：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制约机制的深度剖析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近年来，我国基金行业发展迅猛，已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我国境内共有基金管理公司144家，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27.29万亿元，较上一年增长显著。基金的种类不断丰富，涵盖股票型、债券型、混合型、货币市场型等多种类型，满足了不同投资者的多元化需求。同时，基金投资者数量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个人和机构将基金作为重要的投资选择，基金在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推动资本市场发展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基金行业蓬勃发展的背后，基金管理人违规问题却屡见不鲜。例如，2025年3月，上海证监局披露华安基金前基金经理张亮涉6亿元“老鼠仓”交易，利用未公开信息为自己谋取私利，损害了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又如，2024年11月，信达澳亚基金旗下基金经理李某彦因泄露未公开信息、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行为而受到监管处罚。这些违规事件不仅给基金持有人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损失，也严重损害了基金行业的声誉和公信力，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秩序。

在此背景下，研究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的制约机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角度来看，基金持有人作为基金资产的实际所有者，其利益应得到充分保障。有效的制约机制能够促使基金管理人更加谨慎、勤勉地履行职责，防止其滥用权力，减少利益冲突和道德风险，从而切实维护基金持有人的合法权益。从促进基金行业健康发展角度而言，健全的制约机制是基金行业规范运作的基石。它有助于增强投资者对基金行业的信心，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推动基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进而提升资本市场的整体效率，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繁荣。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制约机制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丰硕。在理论研究方面，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深入剖析基金管理人与持有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Jensen和Meckling（1976）指出，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不一致，基金管理人可能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这为后续研究制约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石。Easterbrook和Fischel（1981）从成本收益角度分析，认为基金持有人在监督基金管理人时面临较高成本，这会影响其监督积极性，揭示了制约机制构建中的现实困境。

在实证研究领域，大量文献聚焦于制约机制的有效性。Brickley、Coles和Jarrell（1985）通过对大量基金样本的实证分析，发现基金持有人大会的投票权结构对基金管理人决策有显著影响，当持有人投票权相对集中时，能更有效地约束基金管理人行为。Khorana和Servaes（1999）研究表明，独立董事在基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衡基金管理人权力，维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国内学者对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制约机制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理论研究层面，学者们结合我国基金行业实际情况，对国外理论进行本土化分析。李慧俊（2008）在《论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的制约机制》中，通过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的梳理，指出基金持有人制约机制存在的问题，如持有人大会召集困难、投票权分散等，强调构建有效制约机制对保障基金持有人利益的重要性。

实证研究方面，众多学者运用我国基金市场数据进行量化分析。肖峻、石劲（2011）通过构建计量模型，研究发现我国基金持有人的赎回行为对基金管理人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但这种约束效果受到市场环境、投资者结构等多种因素影响。周泽将、张萌萌（2019）实证检验了基金持有人参与公司治理对基金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基金持有人积极参与治理时，基金绩效有显著提升，进一步凸显了完善制约机制的必要性。

尽管国内外在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制约机制研究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与空白。现有研究对新兴技术在制约机制中的应用探讨较少。随着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如何利用这些技术优化信息披露、增强持有人监督能力等，是亟待深入研究的方向。在复杂市场环境下，不同制约方式的协同效应研究尚显薄弱。基金持有人大会、诉讼、赎回等制约方式如何相互配合，形成合力，以更好地制约基金管理人行为，还有待进一步探索。本文将聚焦这些不足，深入研究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的制约机制，以期为我国基金行业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文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的制约机制展开深入研究。文献研究法是本文研究的基础。通过广泛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包括学术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研究报告以及法律法规等资料，全面梳理了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制约机制的研究现状。深入分析前人在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证研究结论，了解现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