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罪与非罪标准的重塑：以犯罪概念“但书”为视角.docxVIP

论我国罪与非罪标准的重塑：以犯罪概念“但书”为视角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中，明确罪与非罪的标准始终是刑法学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从理论层面来看，罪与非罪标准是刑法理论大厦的基石，精准界定这一标准，有助于深入理解犯罪的本质、特征及其构成要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刑法学的理论体系。同时，它也为刑法学与其他法学学科，如刑事诉讼法、法理学等，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促进法学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与协同发展。

从实践角度出发，罪与非罪标准直接关系到司法裁判的公正性与权威性。在司法实践中，每一个刑事案件的处理都离不开对罪与非罪的判断，这一判断不仅决定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命运，更影响着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任和尊重。一个科学、合理的罪与非罪标准，能够确保司法机关准确地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反之，如果标准不明确或不合理，就可能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损害司法公信力，破坏社会的公平正义。

我国《刑法》第13条规定的“但书”，即“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为罪与非罪的标准研究提供了独特且关键的切入点。“但书”条款蕴含着丰富的刑法理念和价值取向，它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即刑法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后一道防线，应当谨慎介入社会生活，只有在其他法律手段无法有效调整社会关系时，才动用刑罚进行制裁。这一原则有助于防止刑法的过度扩张，避免对公民权利造成不必要的侵害，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但书”条款在犯罪概念中起到了重要的补充和限制作用。它从反面进一步明确了犯罪的本质特征，即社会危害性必须达到一定程度才能构成犯罪。这为司法实践中判断罪与非罪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使得司法人员在面对复杂多样的案件时，能够更加全面、综合地考虑案件的各种因素，准确地把握犯罪的界限。同时，“但书”条款也为司法实践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性，使司法人员能够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对一些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作出合理的处理，避免机械司法，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以“但书”为切入点研究罪与非罪的标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在理论上，有助于深化对犯罪概念和犯罪构成的研究，推动刑法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在实践中，能够为司法人员提供更加明确、具体的指导，提高司法裁判的质量和效率，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罪与非罪标准的研究有着深厚的理论根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相对成熟。德国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由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依次递进判断，为罪与非罪的区分提供了严谨的逻辑框架。构成要件该当性作为犯罪认定的第一步，要求行为必须符合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违法性判断则是在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基础上，考察行为是否违反了整体法秩序；有责性判断则关注行为人是否具备可谴责性，包括责任能力、故意或过失等要素。这种层层递进的体系，使得罪与非罪的判断过程清晰、条理分明。日本在借鉴德国犯罪论体系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和司法实践，对罪与非罪的标准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本土化改造，强调在具体案件中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注重实质正义的实现。

英美法系国家采用的是双层次犯罪构成体系，即本体要件和合法抗辩事由。本体要件包括犯罪行为和犯罪意图，是认定犯罪的基本要素；合法抗辩事由则是从反面排除犯罪成立的理由，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未成年、精神病等。这种体系注重实践经验和判例的积累，强调在具体案件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灵活判断，充分体现了司法实践中对各种复杂情况的适应性。

在国外，对于犯罪概念中类似“但书”的规定也有相关研究。一些国家的刑法虽然没有明确类似的条文表述，但在犯罪认定的理论和实践中，也会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情节轻重等因素来区分罪与非罪。例如，在某些轻微犯罪的处理上，会通过刑事和解、缓起诉等制度，对情节轻微的行为给予非犯罪化的处理，这与我国“但书”所蕴含的谦抑性理念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在国内，罪与非罪标准以及“但书”的研究一直是刑法学界的热点话题。关于罪与非罪标准，传统观点认为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唯一标准，即行为必须同时具备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体和犯罪客观方面四个要件，才能认定为犯罪。然而，随着刑法理论的发展和司法实践的深入，这种观点逐渐受到挑战。一些学者认为，在犯罪构成之外，还应考虑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等因素来综合判断罪与非罪。社会危害性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是判断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重要依据；刑事违法性则是犯罪的法律特征，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应受刑罚处罚性则是犯罪的法律后果，表明只有当行为应当受到刑罚处罚时，才构成犯罪。

我国刑法第13条的“但书”规定，自确立以来就备受关注，学者们对其进行了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