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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与新罗学术交流

一、引言：东亚文明圈的双向对话起点

公元7世纪至9世纪，东亚大陆的唐帝国与朝鲜半岛的新罗王朝，共同书写了一段跨越海洋的学术交流史。这不是单向的文化输出，而是一场以长安为中心、以庆州为回响的文明对话——从求法僧的草鞋到留学生的诗卷，从太学的讲席到民间的书斋，无数鲜活的个体用脚步、笔墨与信仰，在黄海两岸编织出一张细密的学术网络。这段交流史，既是唐帝国“开放包容”气象的生动注脚，也是新罗“事大慕华”国策的实践结晶，更在东亚文化圈形成过程中埋下了关键的精神纽带。

二、人员往来：学术交流的“活载体”

（一）留学生：负笈长安的“东国才俊”

在长安西市的胡商酒肆旁，常能见到一群身着青衫、操着流利汉语的年轻人——他们是来自新罗的留学生。据《旧唐书》记载，开成五年（840年）一次归国的新罗留学生便有105人，而整个唐代在唐留学的新罗学生总数超过3000人，这在当时堪称“留学潮”。这些学生多由新罗王室或贵族子弟组成，年龄多在15至25岁间，需通过新罗“吏读”考试选拔，再由官方“遣唐使”船护送渡海。

他们的求学生活远比今人想象的艰辛。渡海时，因当时航海技术有限，海难频发，《东国通鉴》载“每岁朝贡，多为海风所飘，舟楫多败”；抵唐后，需入住“鸿胪寺”安排的馆舍，每日到国子监太学或四门学听课，课程包括《礼记》《左传》《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兼习书法、算术与时务策论。新罗留学生崔匡裕曾在诗中写道：“晓读三经夜习文，灯前常见月西沉”，道尽苦读岁月。

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的“毕业去向”。部分学生选择参加唐朝科举，史载新罗留学生中举者至少9人，最著名的是崔致远。他12岁入唐，18岁考中进士，被淮南节度使高骈聘为幕僚，其文集《桂苑笔耕集》20卷，不仅是研究晚唐政治的重要文献，更被新罗文人奉为“文章典范”。这些“唐科举人”回国后，往往成为新罗官场与学界的核心人物，如金云卿官至新罗“入唐使”，朴仁范曾任“国学博士”，直接参与本国教育体系建设。

（二）求法僧：佛典海洋中的“摆渡人”

在学术交流中，僧侣群体的作用常被低估。实际上，唐代佛教的繁荣吸引了大量新罗僧人西渡求法，他们不仅是佛典的传播者，更是哲学、医学、艺术的跨界交流者。据《宋高僧传》统计，有明确记载的新罗入唐僧人超过80位，涵盖华严宗、法相宗、禅宗等多个宗派。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义湘与圆测。义湘29岁入唐，师从终南山智俨大师学习华严宗，与后来成为“华严宗四祖”的法藏是同窗。他归国后在太白山创浮石寺，著《华严一乘法界图》，被尊为“韩国华严宗初祖”。其学说强调“理事圆融”，既继承唐华严宗精髓，又融入新罗本土信仰，至今仍是韩国佛教的重要思想资源。

圆测的故事更富传奇色彩。他本是新罗王孙，3岁出家，15岁入唐，被唐太宗亲自安排至长安西明寺学习。作为玄奘大师的两大弟子之一（另一为窥基），他参与翻译《成唯识论》等经典，提出“真如随缘”说，其著作《解深密经疏》《仁王经疏》在唐广为流传，甚至影响了日本法相宗的发展。圆测圆寂后，唐高宗赐葬龙门香山，新罗闻讯“举国悲恸”，其思想通过弟子道证传回本国，直接推动了新罗佛教哲学的深化。

（三）使节团：流动的“学术使团”

除留学生与僧侣外，新罗遣唐使团队也是学术交流的重要载体。从621年首次遣唐到894年停派，新罗共派出遣唐使126次，平均每2.5年一次，远超日本（20次）。这些使团不仅肩负政治使命，更有明确的“文化采购”任务——使团中常设有“学问僧”“求法生”“买书官”等角色，携带新罗王“求购经史”的诏书，在长安国子监、书肆甚至私人藏书处搜集典籍。

如837年遣唐使金允夫一行，一次便带回《唐礼》100卷、《新修本草》30卷、《晋书》100卷等典籍；840年使团则专门求购了《百丈清规》，用于规范新罗寺院制度。更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使节本身就是学者，如8世纪的金大问，曾任“翰林学士”，在唐期间广泛收集资料，回国后著《花郎世记》《高僧传》，成为韩国最早的史学与佛教史著作。

三、经典传播：学术交流的“文本基石”

（一）儒家经典：从“经卷”到“国教”的蜕变

新罗对儒家经典的吸收，经历了从“零星输入”到“体系化传播”的过程。早期主要通过民间商人与移民带入《论语》《孝经》等基础文本，到7世纪中叶，随着统一新罗的建立（668年），王室开始主动引进。据《三国史记》载，682年新罗设立“国学”（相当于国立大学），明确规定“以《论语》《孝经》为必修，《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为选修”，课程设置与唐朝国子监如出一辙。

更关键的是“科举制”的引入。788年，新罗仿唐设立“读书三品科”，规定“读《春秋左氏传》《礼记》《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孝经》《论语》者为下”，合格者可授官职。这一制度彻底改变了新罗的人才选拔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