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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货币投资合同效力分析

这几年，身边总有人讨论“炒币”“挖矿”，有人赚得盆满钵满，也有人血本无归。我有个老同学前两年跟着朋友投了几十万买虚拟货币，结果平台突然跑路，钱拿不回来，想去法院起诉，却被告知合同可能无效。这让我不禁思考：虚拟货币投资合同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如果无效，钱还能要回来吗？带着这些疑问，我查阅了大量法律文件、司法案例，试图理清楚其中的法律逻辑。

一、虚拟货币的法律定位：理解合同效力的前提

要分析投资合同的效力，首先得明确虚拟货币本身的法律属性——就像买水果前得先知道这水果能不能吃、有没有毒。我国对虚拟货币的法律定性经历了一个逐步清晰的过程。

早期，相关部门更多从金融风险防范角度提示风险。比如早在某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发布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就明确，比特币不是法定货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但“普通民众在自担风险的前提下拥有参与的自由”。这时候，虚拟货币被界定为“特定的虚拟商品”。

到了近年，随着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加剧，监管态度进一步收紧。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以下简称《2021年通知》）明确指出：“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所有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均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参与虚拟货币投资交易活动存在法律风险”。同时强调，任何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投资虚拟货币及相关衍生品，违背公序良俗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由此引发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

这意味着，虚拟货币的法律定位已从“虚拟商品”升级为“存在重大法律风险的非合法金融标的物”。这种定位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围绕虚拟货币签订的投资合同效力——就像买卖毒品的合同必然无效一样，标的物本身的合法性是合同效力的基础。

二、合同效力的法律依据：从《民法典》看核心要件

合同效力问题，本质上是法律对当事人合意的评价。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民事法律行为有效需满足三个要件：行为人具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反之，若存在《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四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第一百四十六条（虚假意思表示）、第一百五十三条（违反强制性规定或公序良俗）、第一百五十四条（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等情形，合同无效。

虚拟货币投资合同的效力争议，核心就集中在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违背公序良俗”这两点上。

（一）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这里需要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根据《民法典》司法解释，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

目前，我国法律层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尚未对虚拟货币作出直接规定，但行政法规（国务院制定）及部门规章（央行、银保监会等制定）中已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比如《2021年通知》明确“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而《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行政法规）规定，未经批准擅自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予以取缔。

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会将这些部门规章中的禁止性规定与公序良俗结合判断。例如，在“李某诉某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虚拟货币交易扰乱金融秩序、违反金融监管政策，虽无法律层面的直接禁止，但相关部门规章已明确其非法性，结合金融安全这一社会公共利益，应认定合同无效。”

（二）是否“违背公序良俗”？

公序良俗是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统称。虚拟货币投资为何可能违背公序良俗？主要因为其引发的社会风险：一是金融安全风险，虚拟货币无真实价值支撑，价格易被操纵，大量资金涌入会冲击金融市场稳定；二是洗钱、诈骗等违法犯罪风险，很多虚拟货币交易平台成为黑钱“洗白”的工具；三是普通投资者权益受损风险，虚拟货币市场缺乏监管，投资者往往因信息不对称、平台跑路等血本无归。

比如某地法院在一份判决书中写道：“虚拟货币投资表面是个人投资行为，实则因缺乏监管、高波动性，易引发群体性纠纷，甚至影响社会稳定。若认可此类合同效力，相当于鼓励不规范的金融活动，与维护金融秩序、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公序良俗相悖。”

三、司法实践中的裁判逻辑：从典型案例看效力认定

理论分析需要结合实践验证。通过梳理近年全国法院的相关判决，虚拟货币投资合同的效力认定主要呈现以下三种情形：

（一）多数情形：合同无效

这是目前最常见的裁判结果，尤其在《2021年通知》发布后，法院更倾向于认定合同无效。

案例1：王某与某“矿机托管”平台服务合同纠纷

王某与某平台签订《矿机托管协议》，约定由平台提供矿机、场地并负责挖矿，收益按比例分成。后平台因政策原因停止运营，王某起诉要求返还托管费及收益。法院认为：“挖矿行为消耗大量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