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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货币合约效力争议

一、引言：当”数字资产”遇上”法律白纸”的现实困境

记得去年冬天，一位老朋友在茶桌上唉声叹气——他通过网络平台与他人签订了一份”比特币交割合约”，本以为能赚个差价，结果对方以”合约无效”为由拒绝履约。“这钱就这么打水漂了？”他攥着手机里的聊天记录，眼神里既有不甘又有迷茫。这个场景让我意识到，虚拟货币合约效力争议早已不是停留在学术讨论的”纸上问题”，而是切切实实发生在普通人生活中的法律困境。

近年来，随着区块链技术的普及和加密货币市场的波动，围绕虚拟货币的交易、借贷、质押等合约纠纷呈爆发式增长。这些纠纷的核心矛盾往往集中在同一个问题上：双方自愿签订的虚拟货币合约，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像一团乱麻，缠绕着法律属性认定、监管政策变迁、司法裁判标准等多重线头。本文将沿着”法律定位-争议焦点-实践困境-解决路径”的脉络，抽丝剥茧地剖析这场持续多年的效力之争。

二、虚拟货币的法律定位：理解争议的逻辑起点

要判断一份合约是否有效，首先需要明确合约标的的法律属性。就像我们不能给空气定价、不能为非法物品签订买卖合同一样，虚拟货币的”身份”直接决定了围绕它签订的合约是否具有合法性基础。

（一）官方文件中的”非货币性”定性

我国对虚拟货币的法律定位经历了从模糊到明确的过程。早在多年前，相关部门就通过规范性文件明确：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不具备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这一表态彻底否定了虚拟货币的”货币身份”，将其从法定货币体系中剥离出去。

（二）“虚拟商品”的有限承认

在否定货币属性的同时，官方文件也并未将虚拟货币完全”一棍子打死”。实践中，部分文件提到虚拟货币可视为”特定的虚拟商品”。这意味着，在不涉及货币流通、金融交易的前提下，个人持有虚拟货币可能被视为合法的财产占有状态。但这种”商品属性”的承认非常有限——就像我们可以收藏古董，但不能用古董作为货币流通；可以买卖邮票，但不能用邮票非法集资一样，虚拟货币的商品属性仅能支撑其作为一般物品的占有、使用，无法延伸出金融交易的合法性。

（三）“金融风险载体”的监管定性

随着虚拟货币市场的疯狂炒作，其背后的金融风险逐渐显现。相关部门进一步强调，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包括代币发行融资、虚拟货币衍生品交易等，均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这一定性将虚拟货币从单纯的”虚拟商品”升级为”金融风险载体”，为后续否定相关合约效力埋下了监管伏笔。

三、虚拟货币合约效力的争议焦点：法律与现实的碰撞

明确了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后，我们需要回到核心问题：当双方签订以虚拟货币为标的（如买卖、借贷、质押）的合约时，这份合约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围绕这个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主要存在三种观点，每种观点都有其法律依据和现实考量。

（一）无效说：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与公序良俗

持”无效说”的观点认为，虚拟货币合约应被认定为无效，主要依据有两点：

首先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民法典》第153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虽然我国目前没有专门针对虚拟货币的法律，但相关部门出台的规范性文件（如《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明确指出，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任何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投资虚拟货币及相关衍生品，违背公序良俗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尽管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层级低于法律、行政法规，但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会将其作为认定”公序良俗”的重要参考。

其次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虚拟货币交易具有高度投机性、匿名性和洗钱风险，放任相关合约有效，可能引发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从维护金融秩序、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角度出发，否定合约效力更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

举个例子，张某与李某签订”以太坊买卖合约”，约定张某以50万元购买李某持有的10个以太坊。后因币价下跌，张某拒绝付款，李某起诉要求履约。法院在审理中可能认为，虚拟货币交易扰乱金融秩序，该合约违反公序良俗，应认定无效，双方各自返还财产（张某返还以太坊，李某返还已付价款）。

（二）有效说：尊重意思自治与财产属性

“有效说”的支持者则认为，虚拟货币合约应认定为有效，主要理由包括：

第一，虚拟货币具有财产属性。虽然不被承认为货币，但虚拟货币作为特定虚拟商品，其持有者对其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这种财产权应受法律保护，基于财产权的交易行为也应被认可。

第二，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民法典》第5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只要双方签订合约时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意思表示真实，就应尊重其约定。

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