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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城市管理制度研究

引言

站在开封城的遗址上，望着考古发掘出的北宋御街青石板，不难想象千年前”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盛景。从《清明上河图》里虹桥下穿梭的商船，到《马可·波罗行纪》中”天城”杭州的灯火通明，宋元时期的城市早已突破了汉唐”坊墙围合”的旧格局，演变为功能多元、人口密集的社会共同体。这种转变不仅是空间形态的拓展，更需要一套精密的管理制度支撑——从晨暮报时的鼓楼到巡逻打更的军巡铺，从规范交易的市易务到收养孤老的居养院，宋元人用智慧编织出一张覆盖行政、治安、经济、民生的管理网络。本文将沿着历史的脉络，揭开这张网络的经纬，探寻中国古代城市治理从”封闭管控”向”开放服务”转型的关键密码。

一、行政建制：从”坊市分离”到”厢坊共治”的结构变革

1.1唐代遗制与宋代突破：坊市制的瓦解与厢制的兴起

唐代城市实行严格的”坊市制”，以高大坊墙将居住区（坊）与商业区（市）物理隔离，设坊正、市令分别管理，晨昏击鼓启闭坊门。这种制度在长安、洛阳等百万人口大城运行有序，却难以适应宋代商品经济的勃兴。北宋汴京（今开封）作为首个百万人口非军事都城，随着”侵街”现象（沿街开店）的普遍化，坊墙逐渐倒塌。据《东京梦华录》记载，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朝廷正式下诏允许临街设店，标志着坊市制名存实亡。

为应对城市扩张带来的管理难题，宋代创造性地推行”厢坊制”。厢，原指军队的编制单位，后演变为城市的一级管理区划。以汴京为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全城划分为10厢，每厢下辖若干坊，厢设厢吏（都所由、所由），坊设坊正。这种层级结构突破了唐代”县-坊”的二级管理，形成”府-厢-坊”的三级体系。如临安（今杭州）在南宋时设9厢，其中左一南厢管辖20坊，右二厢管辖18坊，每个厢吏需负责户籍统计、赋役征发、纠纷调解等日常事务。

1.2元代的继承与调整：路府州县下的”录事司”专管

元代统一后，城市管理在宋代基础上融入草原文明的治理经验。一方面保留厢坊制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在地方行政体系中增设”录事司”这一专职机构。《元史·地理志》记载，至元二年（1265年）规定：“诸路州府，若自古名郡，户满万以上，置录事司；不及者，通判或判官兼领。”大都（今北京）作为元帝国首都，设左、右警巡院与大都路录事司双重管理，前者侧重治安，后者负责民政。

值得注意的是，元代城市管理呈现”层级细化”特征。以杭州为例，除录事司外，城内分设4隅（东、西、南、北），每隅下辖若干坊，坊下再设”巷长”“里正”。这种”录事司-隅-坊-巷”的四级结构，较宋代更贴近城市空间的实际分布。时人王恽在《秋涧集》中提到：“杭城坊巷，大者管五六十户，小者二三十户，巷长日逐巡逻，遇有火盗即时报官。”可见基层管理已深入到”巷”这一微观单元。

二、治安网络：从”夜禁弛废”到”立体防控”的体系构建

2.1宋代的”军巡铺”：消防与巡警的早期融合

随着夜市的繁荣，宋代城市突破了汉唐”暮鼓晨钟”的夜禁制度，但也带来治安隐患。为应对这一变化，北宋首创”军巡铺”制度。据《东京梦华录》载，汴京”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屋一所，铺兵五人”，这些铺兵白天负责街道巡查，夜晚则”持梆子，照管门户，恐有贼盗”。更重要的是，军巡铺承担了早期消防职能——铺内备有”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叉、大索、铁猫儿”等消防工具，高处还设有”望火楼”，昼夜有人瞭望，发现火情立即敲锣报警，“潜火军”（专业消防队）则从附近军营迅速驰援。

这种”防消一体”的模式在南宋临安更加完善。《武林旧事》记载，临安城”火禁甚严，每夜分差官巡视，违者执之”，城内设12个防火望楼，每楼有士兵5人轮值。淳祐年间（1241-1252年），还成立了”水铺”“冷铺”“义社”等民间消防组织，形成”官方主导、民间辅助”的消防网络。

2.2元代的”警巡院”：多民族城市的治理创新

元代城市民族构成复杂，大都有蒙古、色目、汉人等多族混居，杭州则是南人（原南宋子民）聚居地，治安管理需兼顾统一性与特殊性。为此，元廷在重要城市设立”警巡院”，《元史·百官志》载其职能为”领京师坊事”，具体包括”平理狱讼、警察别部、总判院事”。大都设左、右警巡院，各置达鲁花赤（蒙古监官）1员、警巡使1员、副使2员，下辖巡军、弓手若干。

值得一提的是，元代将”诸色户计”制度引入城市管理。所谓”诸色户计”，即将居民按职业、身份划分为民户、军户、匠户、站户等，分别登记造册。城市中的商户需入”商户”籍，手工业者入”匠户”籍，这种分类管理既便于征发赋役，也有助于治安管控。如大都的回回商人聚居区，由警巡院联合”回回哈的司”（宗教法庭）共同管理，既尊重其宗教习俗，又确保不越出法律框架。

三、经济调控：从”官营主导”到”市场规范”的管理转型

3.1市场秩序的维护：市易务与行会的双重作用

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