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离婚制度与妇女权利保障.docxVIP

宋元离婚制度与妇女权利保障

引言

站在历史的长河边回望宋元，这是一个看似矛盾却充满张力的时代：宋代商品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崛起，文化艺术璀璨如星；元代疆域辽阔，民族交融频繁，法律体系多元碰撞。在婚姻家庭领域，这种时代特质同样清晰可辨——既有《宋刑统》中对传统婚姻制度的系统规范，又有元代“蒙汉杂糅”的特殊规则；既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声音渐起，又有民间妇女通过法律途径争取权益的鲜活案例。离婚制度作为观察妇女权利的重要窗口，既承载着传统礼法的约束，又折射出社会变迁的温度。本文将沿着法律条文与民间实践的双重脉络，揭开宋元时期离婚制度的真实面貌，感受那些被史书简笔带过的女性，如何在制度框架下争取生存与尊严。

一、宋代离婚制度的法律框架：传统与突破的交织

要理解宋代妇女在离婚中的权利，首先得理清当时的法律基础。宋代以《唐律疏议》为蓝本制定《宋刑统》，婚姻家庭部分基本承袭唐代，但在实际执行中因社会变动出现了诸多调整。更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敕令、判例的补充作用日益凸显，形成了“律为纲、敕为目”的法律体系，这为妇女权益的弹性保障提供了空间。

1.1传统离婚规则的延续：七出、三不去与义绝

“七出”作为传统离婚的核心规则，在宋代依然是丈夫休妻的主要依据。《宋刑统·户婚律》明确列出“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七条，只要符合其中一条，丈夫即可提出离婚。但法律并非完全偏向男性——“三不去”如同一张“保护网”，规定若妻子“有所娶无所归（无娘家可回）、与更三年丧（为公婆守丧三年）、前贫贱后富贵（丈夫曾共患难）”，即使犯七出也不得休弃。这种“限制中的允许”，本质上是对妇女基本生存权的保护。

比如南宋《名公书判清明集》中记载了一个案例：某男子以“口舌”为由休妻，妻子辩称自己已为公婆守丧三年，且被休后无家可归。法官最终判“三不去”成立，驳回休妻请求。这说明法律并非丈夫的“任意休妻令”，而是需要权衡伦理与生存现实。

“义绝”则是更具强制性的离婚规定，指夫妻双方或亲属间发生伦理严重冲突（如殴打对方父母、谋杀对方、通奸等），此时官府会强制离婚，违者治罪。与“七出”不同，“义绝”的触发条件涉及双方家族，且主动权在官府，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强势方（如夫家）的压迫。例如，若丈夫殴打妻子父母，即使妻子不愿离婚，官府也会强制解除婚姻，这种规定客观上保护了女方家族的尊严。

1.2突破性规则：和离与特殊情形下的主动离婚

“和离”即“两愿离”，《宋刑统》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意味着双方自愿离婚不受处罚。这看似简单的规则，实则是妇女权利的重要突破口——理论上，妇女可以通过“和离”主动结束婚姻，无需等待丈夫“七出”。当然，“和离”的实际操作中，家族干预普遍存在，但法律赋予的“自愿”原则，让妇女有了谈判的筹码。

更值得关注的是特殊情形下的“主动离婚权”。比如《宋刑统》规定：“夫出外三年不归，听妻改嫁”；“夫抑勒或纵容其妻为娼者，听离”；“被夫同居亲强奸，虽未成，而妻愿离者，听”。这些条款针对的是丈夫失职或犯罪行为，相当于赋予妇女“救济性离婚权”。以“夫外出三年不归”为例，在农业社会，丈夫长期失踪意味着家庭经济崩溃，妻子若守婚则可能饿死，法律允许改嫁实为生存权的保障。《夷坚志》中记载，抚州民妇阿刘因丈夫外出五年未归，经官府核实后改嫁，正是这一规则的体现。

1.3离婚后的权益：财产与再嫁的法律保障

离婚妇女的财产权是权利保障的关键。宋代“奁产”制度规定，女子出嫁时携带的嫁妆（包括土地、房产、首饰等）归其个人所有，即使离婚也可带走。《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多次出现“妻之奁产，夫家不得索取”的判词，甚至有案例中丈夫因侵占妻子奁产被官府责令归还。这种对个人财产权的保护，让离婚妇女有了经济底气。

再嫁方面，宋代法律不仅不禁止，反而在某些情况下鼓励。比如《户令》规定：“诸夫丧百日外，服阕，欲改嫁者，听其自由”，对守丧期的限制较前代更宽松。社会层面，士大夫家族中妇女再嫁也不罕见——范仲淹在《义庄规矩》中专门规定给再嫁妇女资助钱物，欧阳修母亲、王安石儿媳均有再嫁经历。这种法律与社会的双重包容，让离婚妇女不至于陷入“无路可走”的绝境。

二、元代离婚制度：民族融合下的变与不变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其婚姻法律呈现“蒙汉杂糅”的特点。一方面，蒙古传统的“收继婚”（父死子收庶母、兄死弟收寡嫂）与汉族“礼义”冲突；另一方面，对宋代法律的部分继承又保留了汉族社会的基本规则。这种碰撞下，元代妇女在离婚中的权利呈现出复杂面貌。

2.1法律体系的多元性：汉法与蒙古法的博弈

元代没有统一的成文法典，法律主要由“条格”“断例”构成，其中涉及婚姻的规定既有对《宋刑统》的沿用，又有蒙古习惯法的渗透。例如，关于“七出”“三不去”，元代基本继承了宋代规则，但对“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