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科举与儒学正统化路径.docxVIP

元明科举与儒学正统化路径

引言

站在历史的长河边回望元明两朝，科举制度与儒学发展的交织堪称最动人的文化图景之一。元朝作为首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其科举从废弛到重启的波折，恰似儒学在异质文化碰撞中寻找生存空间的缩影；明朝则以更系统的制度设计，将儒学推上意识形态的巅峰，使”孔孟之道”真正成为渗透到社会肌理的文化基因。这两个朝代的科举变迁，实则是儒学从”官方认可”到”全民信仰”的正统化路径的关键节点。当我们翻开《元史·选举志》中”科举取士，国朝典故”的记载，或是《明史·选举志》里”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的描述，便能清晰看见一条由制度规训、思想渗透与社会认同共同铺就的儒学正统化道路。

一、元朝：儒学正统化的奠基期——从制度破冰到思想渗透

1.1科举废弛与儒学的生存困境

元朝建立初期，科举制度曾长期处于”休眠”状态。从1234年蒙古灭金到1313年元仁宗下诏恢复科举，近80年间科举仅在1238年”戊戌选试”中昙花一现。这种制度真空并非偶然：一方面，蒙古贵族更依赖”根脚”（出身）与”怯薛”（禁卫军）入仕，对汉地传统选官方式缺乏认同；另一方面，草原文化与农耕文明的碰撞中，儒学被视为”汉人之学”，其价值未被充分认知。

这一时期的儒学处境微妙。北方的”金源儒士”如赵复、许衡等，在战乱中辗转于书院讲学，将程朱理学传入蒙古统治区；南方的”遗民儒者”如谢枋得、郑思肖，则在宋亡后坚守”道统”，以著述延续文脉。但无论是北传还是南守，儒学都缺乏制度性的传播渠道。正如许衡在《时务五事》中所言：“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这种对制度融合的呼吁，实则是儒学寻求正统地位的先声。

1.2延祐开科：儒学与科举的首次制度性绑定

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延祐开科”的诏令如春风破冻。这道诏令不仅恢复了科举，更关键的是规定”经问以《四书》出题，用朱氏章句集注”。从此，程朱理学正式成为科举考试的官方解释体系。

考试内容的设计极具深意：第一场考《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经义，用朱熹注；第二场考策论，需”明经史”；第三场考诗赋，但地位已不如经义。这种”重经轻文”的倾向，将儒学从单纯的文化知识提升为政治哲学。更值得注意的是，考试对象覆盖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但汉人、南人需考较难的”经疑”“经义”，蒙古、色目人则考”经问”，这种差异表面是照顾少数民族，实则通过”以经取士”将不同族群纳入同一套价值体系。

延祐开科的影响远超选官本身。据《元史》统计，延祐首科取士56人，其中汉人、南人占44人，多为程朱后学。这些通过科举入仕的儒臣，如张起岩、欧阳玄等，成为推动儒学制度化的中坚力量。他们在修史时强调”中国之治，必本于儒”，在地方推行”社学”教育，将科举内容与基层教化结合，使儒学开始从”士大夫之学”向”民间之学”渗透。

1.3统治集团的态度转变：从实用到认同

元朝皇帝对儒学的态度经历了从”工具性利用”到”文化认同”的转变。元世祖忽必烈虽重用刘秉忠、姚枢等儒臣，但更看重他们”立朝仪”“定官制”的实用价值；元成宗铁穆耳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更多是为了安抚汉地民心；到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时，“每日读《大学衍义》”成为宫廷惯例，他感叹”修身治国，无逾此书”，这种转变标志着儒学开始进入统治集团的精神世界。

这种认同在科举中体现为”崇儒重道”的政策延续。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诏令”国子学积分法”，将科举与官学教育直接挂钩；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设立奎章阁学士院，聚集虞集、揭傒斯等儒臣，专门负责”考帝王之治，以资治道”。这些举措虽未完全消弭四等人制的隔阂，却为儒学正统化奠定了制度基础——正如元末学者危素所言：“科举复而士知向学，学以明经，经以载道，道行则天下治矣。”

二、明朝：儒学正统化的定型期——从制度完善到全民渗透

2.1朱元璋的”科举—儒学”双轨建构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对科举的重视近乎”制度崇拜”。他在《皇明祖训》中明确：“科举取士，务在得人。”但与元朝不同，明朝科举从一开始就被设计为”儒学正统化”的核心工具。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下诏”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洪武十五年（1382年），正式确立”三年大比”之制；洪武十七年（1384年），颁布《科举成式》，将乡试、会试、殿试的程序、内容、场次完全制度化。更关键的是，考试内容被严格限定为”四书五经”，且”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这种”经义至上”的设计，使儒学成为科举的唯一知识来源。

朱元璋的另一重考量是”学校与科举合一”。他规定”科举必由学校”，府州县学的生员需通过岁考、科考才能参加乡试，而学校教学内容”一以孔子所定经书为本”。这种”教育—科举—入仕”的闭环，使儒学从儿童启蒙到官员选拔全程渗透。正如《明史·选举志》所言：“明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