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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刑事追责案例

一、引言：当绿水青山遭遇”黑色污染”，刑事追责为何成为最后防线？

走在老家村口的河边，我仍记得小时候蹲在石板上看小鱼游过的场景——河水清得能数清水底的鹅卵石，夏天孩子们在浅滩扑腾，大人们在下游淘米洗菜。可就在几年前，村子突然来了家”做化工的厂子”，半夜里总听见卡车轰鸣，河道渐渐泛起油花，岸边的芦苇大片枯死，连井里的水都有股怪味。村民们找厂方理论，对方只说”达标排放”；找环保部门，检测结果却总在”临界值”徘徊。直到有个孩子喝了河水送进医院，诊断书上写着”重金属中毒”，大家才意识到：有些污染，不是”赔点钱”就能解决的。

这正是环境污染刑事追责的现实背景。当行政罚款、民事赔偿不足以遏制恶意污染行为时，刑法作为”最后一道防线”必须出鞘。本文将通过典型案例，拆解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法律逻辑、司法难点与社会意义，带大家看清：为何有人会因”倒废水”坐牢，法律又如何守护我们的碧水蓝天。

二、环境污染刑事追责的法律根基：从”软约束”到”硬拳头”的进化

要理解环境污染刑事追责，首先得理清相关法律条文的”进化史”。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刑法》就规定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但当时的入罪门槛极高，要求”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这导致实践中很多恶意排污行为因未达到”重大后果”而逃脱刑事制裁，被戏称为”环保刑法的睡眠期”。

（一）关键转折点：《刑法修正案（八）》与司法解释的”从严”基调

转机出现在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将原罪名修改为”污染环境罪”，取消了”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限制，改为”严重污染环境”即可入罪。这一修改将犯罪形态从”结果犯”调整为”情节犯”，意味着只要排污行为达到”严重”程度，即使未造成实际伤亡，也可能构成犯罪。

随后出台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进一步细化了”严重污染环境”的认定标准，列举了18种具体情形，比如：

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3吨以上；

排放、倾倒、处置含铅、汞、镉、铬等重金属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排放标准3倍以上；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

两年内曾因污染环境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污染环境行为的。

这些标准像一把”精确标尺”，让司法机关不再因”后果不明显”而束手无策。例如，某企业偷偷将含镉废水排入下水道，经检测废水中镉浓度是国家标准的5倍，即使未出现人员中毒，也可能因”超过排放标准3倍以上”直接入罪。

（二）关联罪名的”组合拳”：从单一追责到全链条打击

环境污染犯罪往往涉及多个环节，单纯打击排污者可能”治标不治本”。为此，《刑法》还规定了一系列关联罪名：

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针对将境外固体废物非法运入境内处置的行为；

投放危险物质罪：若排污行为主观上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如明知废水中含剧毒物质仍排入公共水域），可按此罪追责，最高可判死刑；

环境监管失职罪：对负有环保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若玩忽职守导致重大污染事故，可追究其刑事责任；

共同犯罪：为排污者提供场所、运输、技术支持的单位或个人（如帮企业运输偷排废水的司机、提供虚假监测报告的检测机构），可按共犯论处。

以某跨省倾倒危险废物案为例：甲公司将30吨废酸交给无资质的乙运输公司处理，乙公司为省成本，将废酸直接倒入河道。最终法院认定：甲公司明知乙无资质仍委托处置，构成污染环境罪；乙公司直接实施倾倒行为，构成污染环境罪；双方按作用大小分别量刑。这一判决打破了”只打直接行为人”的旧观念，实现了对”产污-运污-排污”全链条的追责。

三、典型案例拆解：从”偷排废水”到”土壤癌变”，刑事追责如何落地？

法律条文的生命力在于实践。以下通过三个不同类型的案例，还原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司法现场”，看看法官如何抽丝剥茧，让污染者为行为”买单”。

（一）案例一：“暗管偷排”三年，小作坊主终获刑

案情回顾：某乡镇的”家庭式电镀作坊”主李某，为节省处理成本，在厂房后挖了条暗管，将电镀废水直接排入附近沟渠。村民发现沟渠水色发黑、散发刺鼻气味，多次向环保部门举报。环保部门两次上门检查，李某均关闭暗管、启用临时处理设备应付，因此仅被处以行政处罚。第三年，环保部门联合公安进行”突击夜查”，当场抓获正在通过暗管排污的李某，并采集废水样本。经检测，废水中含铬量为国家标准的12倍，沟渠下游500米内的土壤铬含量超标3倍，部分农作物出现枯萎。

审理焦点：

主观故意的认定：李某辩称”不知道废水有毒”，但警方在其手机中发现多条”如何躲避检查”的聊天记录，且其曾因排污被处罚两次，可推定其明知行为违法；

“严重污染环境”的举证：检测报告显示铬超标12倍（远超3倍标准），且造成土壤污染和农作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