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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边地区水田杂草防除现状及其对策

一、延边地区水田杂草防除现状

（一）主要杂草种类及危害特征

延边稻区水田杂草以抗药性种群为主导，优势物种包括稗草、慈姑、雨久花、藨草、牛毛毡及稻李氏禾等。其中，慈姑、雨久花因长期受磺酰脲类除草剂选择压力，已进化出ALS基因突变型抗性种群。稻稗对二氯喹磷酸的抗性系数最高达60倍，这使得常规剂量的二氯喹磷酸对其几乎无效，农民不得不增加用药量或者更换其他除草剂，从而增加了生产成本和环境污染风险。

稻李氏禾则通过种子与根茎繁殖，成为区域性恶性杂草。它的根系发达，能够迅速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和水分，与水稻争夺生长资源。其高密度发生可导致水稻倒伏减产15%-20%，并阻碍机械化收割。在一些严重发生稻李氏禾的稻田，水稻植株被杂草缠绕，无法正常生长，收割时机械也难以操作，不仅降低了产量，还增加了收割成本。

（二）抗药性杂草发展态势

自2002年首次发现抗磺酰脲类慈姑以来，抗药性杂草种群呈扩散加剧趋势。田间调查显示，23%的稻区在插秧前后两次封闭除草后，7月仍有18%以上面积出现高密度杂草群，主要为抗药性稗草、慈姑和稻李氏禾。这表明传统的除草方式已经难以应对日益严重的抗药性杂草问题。

分子检测表明，慈姑单一种群中即存在8个ALS基因位点突变，形成新抗药性生物型，传统除草剂防效已降至50%-60%。这些新的抗药性生物型杂草对传统除草剂的耐受性增强，使得原本有效的除草剂在面对它们时效果大打折扣。这不仅给农民带来了经济损失，也对农业生态环境造成了潜在威胁。

（三）现有防除技术效果评估

化学防治仍为主要手段，但依赖苄嘧磺隆、吡嘧磺隆等单一作用机理药剂，导致用药量普遍较推荐剂量提高1-2倍。长期使用单一作用机理的除草剂，使得杂草逐渐产生抗药性，农民为了达到除草效果，不得不加大用药量，这不仅增加了成本，还可能对土壤、水源等造成污染，影响生态平衡。

物理除草如人工拔除成本高，占种植成本15%-20%。人工拔除杂草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尤其是在大面积种植的情况下，人工成本极高。而且人工拔除效率较低，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除草工作，容易错过最佳除草时机。

机械除草易损伤稻根。在使用机械进行除草时，由于操作不当或者机械本身的局限性，很容易对水稻的根系造成损伤，影响水稻的生长发育，进而降低产量。

生态调控技术如鸭田农作受限于幼鸭除草能力不足、水温控制严苛等问题，推广面积仅占10%左右，综合防效尚未突破70%。鸭田农作虽然是一种绿色环保的除草方式，但由于幼鸭在初期除草能力有限，无法有效控制杂草生长。而且鸭田农作需要严格控制水温等环境条件，这在实际操作中难度较大，导致该技术的推广受到限制。

二、延边水田杂草防除面临的核心问题

（一）抗药性杂草治理技术瓶颈

药剂轮换空间有限：延边地区水田杂草抗药性问题日益严重，而当前适用的除草剂品种相对匮乏，总数不足10个。更为严峻的是，这些除草剂的作用机理较为单一，其中60%属于ALS抑制剂。长期依赖此类作用机理相同的药剂，使得杂草容易产生抗药性。按照科学的抗药性治理原则，除草剂的轮换周期应达到3-5年，以延缓杂草抗药性的发展。然而，由于可用除草剂品种有限，实际的轮换周期难以满足这一要求，导致杂草抗药性问题愈发棘手。

复配技术标准化缺失：为了应对抗药性杂草问题，采用复配除草剂是一种常见的策略。例如，莎稗磷与吡嘧磺隆等复配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延缓杂草抗性的产生。但是，目前这些复配方案缺乏针对不同杂草种群的精准配比参数。在实际应用中，农民往往难以确定最佳的复配比例，只能凭借经验或尝试进行配比。部分区域甚至盲目加大剂量，试图提高除草效果，却忽视了这样做可能带来的药害风险。盲目加大剂量不仅增加了生产成本，还可能对水稻生长造成负面影响，导致减产甚至绝收。

抗药性检测滞后：及时准确地检测杂草的抗药性对于制定有效的防除策略至关重要。然而，在延边地区的基层，目前缺乏快速检测杂草抗药性的手段。现有的抗药性种群鉴定主要依赖实验室测序，这一过程繁琐且耗时，周期长达2-3个月。等到检测结果出来时，往往已经错失了最佳的防治时期，杂草已经大量繁殖，对水稻生长造成了严重威胁。而且，实验室测序需要专业的设备和技术人员，成本较高，这也限制了抗药性检测在基层的普及和应用。

（二）生态调控体系尚未健全

自然除草技术待突破：冬前翻耕诱草冻死技术在白城地区试验取得了成功，该技术通过在冬季前翻耕土壤，使杂草种子暴露在低温环境中，从而达到冻死杂草的目的。然而，延边地区与白城地区的气候条件存在差异，尤其是积温方面。延边地区的积温相对较低，导致杂草萌发期与低温期的匹配度不足。在延边地区，按照常规的翻耕时间，杂草可能在低温来临前就已经萌发，从而无法达到预期的冻死效果。因此，需要进一步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