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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六朝俳谐文学概说

一、汉魏六朝俳谐文学的发展背景

（一）社会动荡与文化多元的催化

汉魏六朝，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安的时期之一。这期间，战火纷飞，政权如走马灯般频繁更迭，百姓深陷水深火热之中，生命安全与基本生活难有保障。长期的战乱致使社会秩序崩塌，原有的社会结构支离破碎，经济发展严重受阻，民生疾苦达到了极点。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一直作为正统思想主导着社会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但在汉魏六朝时期，其控制力却大不如前。随着社会的动荡，人们对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产生了怀疑，儒家所倡导的纲常伦理在现实的冲击下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权威性。

与此同时，佛教和道教思想在这一时期广泛传播。佛教宣扬的因果轮回、生死解脱等观念，为身处乱世、饱受苦难的人们提供了精神寄托；道教倡导的顺应自然、追求自由的思想，也契合了人们对摆脱现实束缚的渴望。这两种思想的兴起，与逐渐式微的儒家思想相互碰撞、交融，形成了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

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文人群体深受影响。社会的动荡让他们深切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无常，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产生了深深的困惑。面对这种生命焦虑与精神困惑，他们急需寻找一种方式来宣泄内心的情感，调节失衡的心理。文学，作为一种表达自我、抒发情感的重要方式，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他们的选择。而俳谐文学，以其幽默诙谐、轻松调侃的风格，为文人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情感宣泄途径。他们通过创作俳谐文学作品，将内心的痛苦、无奈、不满等情绪以一种幽默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慰藉。

此外，这一时期市井文化逐渐兴起。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需求。市井文化具有通俗易懂、贴近生活、娱乐性强的特点，与传统的精英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市井文化的影响下，文学逐渐走向世俗化，更加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幽默调侃这种表达方式，不仅能够满足市民阶层对娱乐的需求，也符合他们直率、质朴的性格特点。因此，无论是士人阶层还是平民百姓，都对幽默调侃的表达方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为俳谐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心理基础。

（二）清谈戏谑之风的直接推动

清谈，作为魏晋时期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学术探讨活动，更涵盖了清议、人物品评、文义赏会等丰富多样的社会交往形式。从严格意义上讲，清谈是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哲理为核心内容，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为主要方式的学术活动。然而，史籍中对于这种学术探讨的具体内容记载并不详尽，后人关注更多的则是那些充满机智幽默、妙语连珠的谈说辩论。

随着玄学的兴起，礼教逐渐松弛，士人的行为举止和言谈风格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们不再像两汉时期那样循规蹈矩、刻意伪装自己，而是追求任情率性、自由通脱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君臣、父子、夫妻、朋友等传统的伦常关系也不再如以往那般等级森严、不可逾越。调侃、戏谑之风盛行，为清谈增添了浓厚的风趣和幽默色彩。《抱朴子外篇?疾谬》对这种风气进行了批评：“不闻清谈论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略)。嘲戏之谈，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妇女。往者务其必深焉，报者恐其不重焉。”虽然葛洪从儒家思想的角度出发，认为这种戏谑成风是礼教陵迟、道德沦丧的表现，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所指出的这一现象在当时具有普遍性。

在清谈过程中，士大夫们展现出了高超的语言技巧和机智幽默的思维方式，逐渐形成了“捷言”“反言”“形言”等独特的语言技巧。“捷言”，即能够迅速、巧妙地回应对方的观点，展现出敏捷的思维和口才；“反言”，则是通过说出与本意相反的话语，达到幽默讽刺的效果；“形言”，是运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来表达观点，使谈话更加有趣。《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许多这样的例子，充分展现了清谈中的戏谑智慧。其中，司马昭与邓艾的“艾艾”之辩尤为著名。邓艾口吃，说话时常常自称“艾艾”，司马昭便借此开玩笑说：“卿云艾艾，定是几艾？”面对司马昭的调侃，邓艾巧妙地引用《论语》中的典故“凤兮凤兮”，回答道：“凤兮凤兮，故是一凤。”既化解了自己的尴尬，又展现了自己的学识和机智。

又如钟会回应晋文帝的“矫然懿实”之对，也充分体现了清谈中的戏谑与智慧。晋文帝与二陈共车，邀请钟会同载，却在钟会还未上车时就驾车离去，等钟会赶到后，又故意嘲讽他迟到，说：“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至。”这里的“遥”与钟会父亲钟繇的“繇”同音，晋文帝借此调侃钟会。钟会则回应道：“矫然懿实，何必同群。”不仅表达了自己不屑与凡俗为伍的态度，还在这八个字中巧妙地嵌入了陈骞父亲陈矫、晋文帝父亲司马懿、陈泰父亲陈群以及自己祖父钟蹇的名字，既反击了晋文帝的调侃，又展现了自己的才华和机智。

这种清谈中的戏谑之风，对文学创作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它为俳谐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