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渎职侵权犯罪“立案难、查办难”问题研究

渎检犯罪的查办作为检察机关自侦部门主要查办的案件类别之一，管辖着刑法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职务犯罪的44个罪名，从刑法罪名的角度上看，几乎包罗万象，管辖着职务犯罪的方方面面。而实际上与管辖着贪污、受贿等8个罪名的反贪局相比，大部分基层院每年反贪立案人数都在8人以上，部分院甚至达数十人，而渎检部门却往往一案难求、一案难立。这在近些年党和国家的反腐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反贪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的背景下显得十分不协调。渎职侵权犯罪不仅妨害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而且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声誉和威信，检察机关在大力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同时应该也要加强渎职侵权犯罪的打击力度，两手都要抓，两手都需要硬。能否在查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上取得突破，不仅是渎职侵权检察部门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而且是检察机关推进检察业务均衡发展，使之适应新形势，切实把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纳入反腐败斗争总体格局而迫切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当前制约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立案难”与“查办难”问题。

立案难问题

立案的人数是自侦部门考评的最重要的指标，但“立案难”却是所有侦查人员都害怕的问题。从笔者所在院来看，自2011年以来以渎职侵权罪名立案的共有3件3人，平均每年还不到一人；而全省平均一般也仅在2人左右，且纵观全省数据来看，近些年几乎每年都存在部分县市面临着全年渎职侵权犯罪立案侦查人数为零的尴尬局面。

（一）犯罪主体范围受限。渎职侵权犯罪的主体仅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刑法》第九章以外的一些章节，虽然也有一些关于渎职罪的规定，但是远不能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包括进去。例如，《刑法》第419条规定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毁损、灭失罪,其犯罪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在实践中,严重不负责任造成珍贵文物毁损、灭失通常是博物馆、纪念馆等事业单位人员,但这些人员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能成为渎职罪的主体。像这种因玩忽职守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巨额国有资产流失案件时有发生，?而现行法律对此却无能为力。

（二）危害后果界定难。渎职侵权犯罪是一种结果犯，即就是要求有确定具体的危害后果发生了才构成犯罪，但渎职侵权犯罪的危害后果往往难以准确界定，影响了案件的立案侦查。如笔者2013年初查的一件案件，我县农机总站的工作人员为帮助其在农机公司工作的亲戚完成销售任务，把农民的身份信息收集好，然后用国家补贴申购了一批刹车灯免费发放给农民，且农民的申报数量是每人六台而农机总站的工作人员则每人发四台，剩下的200多台则由其随意送人。经过调查农民把杀虫灯拿回家后就丢在角落并未投入使用，相应的37万余元的国家补贴实际上未发生实际作用，仅肥了经销商的腰包。本

达44个，范围涉及公、检、法、工商、税务、海关、商检、土地、林业、教育、文物、卫生防疫等诸多行业和部门。“隔行如隔山”，渎检案件的查办是典型的“外行查内行“，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行业规定和管理法规，涉及的法律法规多，领域广，技术性、专业性和政策性强，局外人一般都难以掌握。因此，发生在这些领域和行业的渎职犯罪，不仅难以发现，而且难以查办和突破。同时，渎职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的甚至是掌握重权的领导干部，他们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或专业培训，有的甚至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或资深人士，通晓本单位、本部门涉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社会阅历深、见识广，处事老练，擅于钻法律、政策的空子，其犯罪手段十分狡诈、慎密，呈现出很强的智能性特征。

（二）查办阻力大。渎检案件往往遇到的干扰和阻力多，使工作难以有效的开展，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渎职侵权犯罪是履行职责时发生的行为，容易为“工作失误”和“处理不当”所惑，这种表面上“为公犯罪”的误区，引起人们的同情，上至一些领导，下至一般干部群众，对此类犯罪不象贪污、受贿犯罪那样深恶痛绝，一旦事发，总是有人寻找理由极力为其说情开脱，发案单位领导往往来说情也是理直气壮。例如，笔者在2013年参与查办一起连某涉嫌玩忽职守的案件，发案单位上至省局领导下至县局局长都有到省市县三级院反应案件情况，一致认为不是其系统的责任，给案件的查办带来了十分巨大的阻力。二是渎职侵权犯罪在某种程度上与官僚主义和部门利益相行。某些领导人以自身和部门利益出发，怕查了案件拔出萝卜带出泥，即损坏单位声誉，又影响个人政绩，因而对检察机关的办案工作配合消极怠慢，存在着事实上的排斥倾向，更有甚者，公然瞒案不报。

（三）原案难以查清，相互订立攻守同盟。渎职案件往往都有与之相关的原案，而渎职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和原案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在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会发生冲突。这是因为，渎职案件绝大多数都是行为人因徇私或者徇情，应原案当事人的请求实施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