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益诉讼制度及其在我国的构建——从理论基底到本土实践的多维透视.docxVIP

论公益诉讼制度及其在我国的构建——从理论基底到本土实践的多维透视

一、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论解构与核心特质

（一）公益诉讼的概念溯源与范畴界定

公益诉讼并非横空出世的新兴事物，其历史根源可回溯至遥远的古罗马时期。彼时的“市民诉讼”，堪称公益诉讼的雏形，为现代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埋下了最初的种子。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公益诉讼不断吸收各个时代的法治养分，逐渐发展壮大。

发展至现代，公益诉讼的概念在广义与狭义两个层面有着不同的内涵。从广义视角来看，公益诉讼涵盖的范围极为广泛，它囊括了一切以维护公共利益为根本目的的诉讼活动。在这类诉讼中，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乃至普通个人，都有可能作为诉讼主体参与其中。他们或是凭借自身的法定职责，或是基于对公共利益的关切，通过诉讼的方式，为捍卫公共利益而发声。而狭义的公益诉讼，则将主体限定于国家机关，尤其是检察机关，其以国家的名义提起公诉，旨在维护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

公益诉讼的核心价值，在于对传统诉讼理念的突破。在传统诉讼模式下，“直接利害关系”是当事人提起诉讼的重要前提。这意味着，只有当个人的合法权益受到直接侵害时，才具备提起诉讼的资格。然而，公益诉讼打破了这一限制，它关注的焦点并非个人的直接利益受损，而是公共利益是否受到侵害。即使某些行为并未对特定个人造成直接的权益损害，但只要其危及了社会公共利益，就有可能引发公益诉讼。这种突破，为公共利益的司法救济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填补了以往在公共利益保护方面存在的制度空白。在环境领域，一些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虽然短期内可能并未对周边居民的身体健康造成直接危害，但却对整个生态环境、对不特定多数人的公共环境利益构成了威胁。依据公益诉讼制度，相关主体就可以提起诉讼，要求污染企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而实现对公共环境利益的有效保护。这种制度设计，与我国《民法通则》《环境保护法》等实体法相互呼应，共同构建起一个完整的公共利益保护体系，使得在面对公共利益受侵害的情况时，不再出现“有权利无救济”的尴尬局面。

（二）制度功能的多元维度

权利救济与秩序建构双重使命

公益诉讼承担着权利救济与秩序建构的双重使命，这使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在权利救济方面，公益诉讼为那些因公共利益受侵害而无法通过传统诉讼途径获得救济的主体提供了新的选择。当环境污染、食品药品安全等问题损害了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时，公益诉讼能够让这些受到侵害的权利得到司法的关注和保护。通过诉讼程序，要求侵权者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从而使受损的公共利益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和补偿。

更为重要的是，公益诉讼在秩序建构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每一个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和裁判，都不仅仅是对个案纠纷的解决，更是对社会公共行为准则的一次明确和宣示。以环境公益诉讼为例，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对污染企业责任的认定，绝非简单地判定企业对某一特定损害结果的赔偿，而是从更宏观的角度，确立了整个社会在环境治理方面应当遵循的规则。这种规则的确立，向社会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污染环境的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企业必须承担起应有的环保责任。由此，推动全社会形成一种“污染担责、公共监督”的法治秩序，这与我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高度契合。这种法治秩序的形成，不仅有助于当前环境问题的解决，更对未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生态环境。

2.权力监督与社会治理协同效应

检察公益诉讼是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通过独特的诉讼模式，实现了权力监督与社会治理的协同效应。在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以“官告官”的形式，对行政机关的不作为、乱作为等行为进行监督。当行政机关未能依法履行其监管职责，导致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时，检察机关有权提起诉讼，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这种监督方式，有效地填补了行政监督体系中的漏洞，增强了对行政权力的制约。

在民事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则以“官告民”的模式，对市场主体的违法行为进行追诉。当企业或个人的行为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时，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诉讼，要求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通过这两种诉讼模式，检察机关在权力监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确保了行政权力的依法运行和市场主体的合法经营。

2017年，《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修订，进一步拓展了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的监督领域。从传统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四大领域，扩展至“4+10”法定领域，涵盖了英烈名誉权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安全生产、公共卫生等多个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领域。这一变革，使得检察机关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更加凸显，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司法力量。检察机关通过办理各类公益诉讼案件，不仅解决了一个个具体的损害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