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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关系下的社会保险责任分担

一、开篇：当”灵活”与”保障”相遇的现实课题

走在写字楼的走廊里，常能看到穿工服的保洁阿姨、抱着文件袋的外卖小哥、在会议室调试设备的技术临时工——这些身影构成了现代职场中越来越常见的”劳务关系”群体。他们不签劳动合同，按次或按月结算报酬，工作时间相对自由，却也常因一句”我们是劳务合作”被挡在社保门外。在灵活就业占比超两成的当下，劳务关系下的社会保险责任分担，早已不是纸上的法律问题，而是关乎千万家庭”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民生温度。

二、基础认知：劳务关系与社会保险的底层逻辑

2.1劳务关系与劳动关系的本质分野

要理清社保责任，首先得明确”劳务关系”的边界。简单来说，劳动关系像”长期婚姻”——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管理，遵守考勤制度，按月领工资，用人单位必须缴纳社保；而劳务关系更像”项目合作”——双方是平等民事主体，提供劳务一方自主安排工作（比如装修队按天计酬、退休工程师做技术顾问），接受劳务一方只需支付约定报酬，法律未强制要求缴纳社保。

举个身边的例子：张姐在小区做家政，和雇主签的是《服务协议》，每周来三次打扫，每次收费200元。这种情况下，张姐和雇主就是典型的劳务关系，雇主没有义务为她交社保。但如果张姐是某家政公司员工，由公司派单、统一管理、按月发工资，那她和公司就是劳动关系，公司必须给她交五险。

2.2社会保险的核心功能与制度设计

社会保险（五险）的本质是”风险共担”：养老保险应对老年收入中断，医疗保险覆盖疾病支出，失业保险缓冲失业风险，工伤保险保障工伤赔付，生育保险解决生育期间的收入损失。这些制度设计的前提，是基于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从属性”——劳动者为单位创造价值，单位有义务通过社保为其兜底。

但劳务关系的”平等性”打破了这种逻辑。比如，退休返聘的李师傅在企业做技术指导，他已经享受职工养老保险，企业若再为其重复缴纳无意义；再比如大学生假期做兼职发传单，短期性和非职业性也让社保缴纳缺乏现实基础。这就导致劳务关系下的社保责任，既不能完全照搬劳动关系的”单位必缴”模式，也不能简单推给个人。

三、法律依据：责任分担的”标尺”在哪里？

3.1高位阶法律的原则性规定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明确：“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这里虽未直接提社保，但奠定了”过错责任”的基础——若接受劳务方未按约定承担社保相关义务（比如协议中承诺补贴社保费却未兑现），需承担违约责任。

《社会保险法》第十条、二十三条等条款则强调，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这里的”职工”特指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劳务关系人员不在强制参保范围内，这就从根本上区分了两类关系的社保责任。

3.2特殊情形的司法解释补充

现实中常出现”名为劳务、实为劳动”的情况。比如某快递公司与骑手签《合作协议》，但要求骑手统一着装、按时打卡、接受派单管理，这种”假劳务、真劳动”的情形，法院通常会认定为劳动关系，要求企业补缴社保。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也明确，判断是否构成劳动关系，要综合考量人身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不能仅看合同名称。

再如退休返聘人员，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这意味着退休人员再就业只能形成劳务关系，企业无需为其缴纳社保，但双方可在协议中约定是否购买商业保险作为补充。

四、现实困境：责任分担的”模糊地带”与矛盾焦点

4.1协议约定的”有名无实”

实践中，很多劳务协议会写”乙方（劳务提供者）自行承担社会保险费用，甲方（接受方）不承担相关责任”。但这类条款是否有效？要看是否存在显失公平。比如农村来城的保洁员，文化程度低，签协议时根本不懂社保重要性，企业利用优势地位免除自身责任，这样的条款可能被认定无效。

曾接触过一个案例：王阿姨在某酒店做客房清洁三年，签的是劳务协议，协议里写”不缴社保、每月补300元”。后来王阿姨生病住院，发现自己只有新农合，报销比例低，想让酒店补缴职工医保。法院审理认为，酒店虽签劳务协议，但王阿姨每天固定上班、接受排班管理，实际构成劳动关系，判决酒店补缴社保，之前的300元补贴不能抵扣。

4.2新业态的”责任真空”

外卖骑手、网络主播、平台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多数与平台签的是劳务或合作协议。平台常以”灵活就业”“非劳动关系”为由不缴社保，但这些从业者每天工作超10小时，依赖平台派单，实际上与平台存在强从属性。这种”去劳动关系化”的用工模式，导致社保责任处于”平台不管、个人难缴”的真空状态。

以某外卖平台骑手为例：全职骑手月收入8000元左右，若按灵活就业人员缴社保，每月需自费1500元（养老20%+医疗10%），占收入近19%；而劳动关系下，企业需承担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