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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押男性服刑人员抑郁情绪调查及认知干预研究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现代社会，随着法治的不断完善，监狱服刑人员这一特殊群体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押男性服刑人员由于长期处于监禁环境，面临着自由受限、社会支持断裂、身份认同危机等多重压力，抑郁情绪成为影响他们心理健康与改造效果的突出问题。相关研究显示，服刑人员的抑郁情绪水平显著高于普通人群，这不仅对他们自身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危害，还与监管安全、再犯风险密切相关。比如，抑郁情绪可能导致服刑人员丧失改造信心，对生活失去兴趣，甚至产生自杀行为，给监管矫治工作带来极大的挑战。

认知干预作为改善抑郁情绪的有效手段，逐渐在心理治疗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它通过调整个体的不合理认知模式，帮助其建立适应性思维，从而改变情绪和行为。在抑郁障碍治疗中，认知干预已被证明能取得良好的疗效。对于在押男性服刑人员来说，采用认知干预策略，有助于他们正确认识自己的处境，缓解负面情绪，提高心理调适能力，进而更好地接受改造，降低再犯风险。这对于提升监狱心理矫治工作效能，维护监管秩序稳定，促进服刑人员顺利回归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目标与方法

本研究旨在通过科学严谨的实证调查，深入揭示在押男性服刑人员抑郁情绪的现状及背后的影响因素，并通过实验验证认知干预方案对改善他们抑郁情绪的有效性。

在研究方法上，采用问卷调查法与实验法相结合的方式。问卷调查法选用经典的SDS抑郁量表，该量表能够准确量化被试的抑郁程度；同时使用COPA-PI人格量表，用以分析人格特征与抑郁情绪之间的关联。通过对不同特征服刑人员，如不同犯罪类型、刑期长短、文化程度、家庭背景等进行大规模的问卷调查，获取他们的抑郁水平数据，并进行量化分析，以全面了解在押男性服刑人员抑郁情绪的现状。

为了深入挖掘抑郁情绪背后的深层心理机制，还结合个案访谈法。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服刑人员进行一对一的深入访谈，让他们敞开心扉，分享自己内心的感受、想法以及导致抑郁情绪产生的经历和事件。通过这种方式，从质的角度补充和深化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为后续认知干预策略的设计提供更丰富、更全面的依据。

实验法方面，将选取部分有抑郁症状的服刑人员作为实验组，为他们量身定制认知干预课程，而另一部分则作为对照组不接受干预。在干预前后，分别使用相同的量表对两组人员的抑郁情绪水平进行测量，对比分析数据，以验证认知干预方案的实际效果，探究不同治疗方案对于抑郁情绪的疗效差异。

二、在押男性服刑人员抑郁情绪现状调查

（一）抑郁情绪总体特征

通过对X所监狱N名在押男性服刑人员的抽样调查发现，抑郁情绪阳性检出率为XX%，其中中度及以上抑郁占比XX%，显著高于普通人群常模（P0.01）。典型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自责自罪感强烈，部分服刑人员伴有睡眠障碍与躯体化症状，提示监禁环境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显著。

在调查过程中，一位服刑人员这样描述自己的状态：“每天醒来，看着周围一成不变的环境，心里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对什么都提不起劲，晚上也睡不好，常常后悔自己犯下的错，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这种情绪低落和自责自罪的表现，在有抑郁情绪的服刑人员中较为常见。

对比全国常模数据，在押男性服刑人员在抑郁量表总分及“绝望感”“自杀倾向”“人际关系疏离”等维度得分均显著偏高，反映其抑郁情绪具有环境特异性，与监禁导致的社会隔离、未来不确定性密切相关。被监禁在狭小的空间内，与外界社会接触极少，对未来出狱后的生活感到迷茫，这些因素都使得在押男性服刑人员更容易陷入抑郁情绪之中。

（二）不同群体抑郁情绪差异

婚姻状况与文化程度对抑郁水平影响显著：离异或丧偶服刑人员的抑郁得分（M=XX）显著高于已婚者（M=XX，P0.05），可能与家庭支持缺失相关。家庭是人们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对于服刑人员来说，离异或丧偶意味着失去了家庭的情感支持和依靠，他们在面对监狱生活的压力时，更容易产生孤独、无助的感觉，从而加重抑郁情绪。文化程度越高，抑郁得分越低（r=-0.32，P0.01），体现认知能力对情绪调节的保护作用。文化程度较高的服刑人员，往往具有更强的认知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应对自己的处境，以更理性的方式看待问题，从而减轻抑郁情绪。

犯罪类型与前科经历也会导致抑郁情绪存在差异。混合型罪犯（涉及暴力与财产犯罪）在“变态心理”“暴力倾向”人格因子上得分更高，抑郁情绪更严重（M=XXvs财产型M=XX，P0.05）。这类罪犯可能由于其复杂的犯罪行为，内心存在更多的矛盾和冲突，导致心理问题更为突出。有前科服刑人员的抑郁分数（M=XX）显著高于初犯（M=XX，P0.05），反映再监禁导致的心理适应困难加剧。有前科的服刑人员再次进入监狱，可能会对自己的人生感到更加绝望，认为自己无法摆脱